父亲(阎宗临，史学家)是上一代留欧人的代表，父亲把他的处事待人哲学概括为“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人可负我，我不负人。”因此，他在法国和中国都有相当多的朋友。我大概可以算做第二代留欧人的代表之一，我们这代人不少思想意识和父亲那一辈人已有明显差别。就我而言，我的处事待人哲学也是严以律己，我不可负人，但我的宽以待人、人可负我的忍耐是有限度和有原则的。与父亲相比，我的能患难与共、祸福同当的真朋友只能算少而精。儿子这一辈便更有不同，他们中的多数只考虑自己的利益，很少有真朋友。
第一代：“人可负我，我不负人”
我在父母家中养病时，有一次，父亲等我午睡起来，说要和我谈谈。他对我说，想不到我在上海没有工作多久就不仅学会了爱钱不要命，也学会了只顾自己不管别人，让别人为我受指责。我一时摸不着头脑，相当吃惊要他解释何出此言。原来，我坐火车离上海没有买卧铺票，父亲认为他的女儿不该为省几个钱让自己受罪。更为不可原谅的是，因为有段时间我躺下多占了一个座位，而让伴我同行的人也受到其他旅客的指责。他要我向那位同行人道歉。
我当时的经济能力不可能买卧铺，原想自己能经受得起18小时的火车颠簸。车过了徐州实在支持不住，趁旁边的人下车，占了那个空座位，曲身闭目躺到济南后才让出。在徐州和济南之间我知道有人想要我让出多占的那个座位，有人指责我，也有人为我说情，我对此没在意。说到这里我无限伤感地陷入了沉默，等待着父亲进一步的批评。不能理解的是那位同行人为什么不对我说，而要等到两个多月后，趁我回家养病时，才在父亲面前“弹劾”我。一个再好的人，在疾病面前也会丧失他原有的尊严。如果不是这场病所带来的经济和健康危机，我绝不会因为赖皮那一个座位而承受指责。
父亲听了我的解释，并没有再批评我。他用遗憾的口气说：“原来是这样的，我错怪你了。”他理解我这个女儿一向的倔强，是不肯主动伸手向家里要钱的。
后来，父亲再也没有谈起过此事，我不知道他是原谅了我，还是改变了对此事的看法。我只知道他找我谈话时认为我的原则错误是既没有做到严以律己，也没有做到我不可负人。
父亲和所有留法同学之间始终保持着特殊的友谊。有一次，父亲和徐悲鸿伯伯同乘一辆马车从良丰到桂林。那匹拉车的马和老马车夫都很瘦很瘦，然而老车夫很爱他的瘦马，他要马做什么事都是用一口地道的桂林话讲给马听，从没用过鞭子抽马。为此徐伯伯很感动，他当即取出画本，把那匹瘦马画了下来。
下车时，徐伯伯对这位老马车夫说，老板，你要好好保存我送的这张画，它比你的马和车加在一起都值钱。父亲随即从自己的皮包里拿出两张大一点的纸，把徐伯伯的画夹在中间，再卷成一个小筒儿交给车夫。
马车远去了，徐伯伯还站在原地目送那老车夫和马，他对父亲说：“那老头真是个爱马的人，你看他牵着马走还跟马说话，他大概是知道马工作完了有点累，让它休息。”父亲有点好奇地问：“悲鸿，你怎么会想到要为他画马，也许还不如多给他点车钱更实在，我看他多半不会懂得你的画有多大价值。”徐伯伯回答：“我爱马，我画过无数匹马，没想到此时、此地、遇此没有什么文化的老人竟会待马如亲人，爱马如爱己，我很高兴，就是为了这个理由要画下他的马送给他。”父亲说他和徐伯伯有过很多交往，但那天他好像突然更懂得了面前的这位兄长仰之弥高的伟大人格。父亲向我讲这段故事时，久久沉浸在自己的回想中领受那兄长般的言教与身教。
第二代的豁达与第三代的寂寞
我是个在祖国度过了儿时、青少年和一小部分中年时期的留欧学人，祖国是生我养我，帮助我奠定了处事待人友情观、人生观、世界观和科学文化基础的地方。就我们母子在欧洲处于最困难的时期，生活在被遗忘的角落里的时期，我从来没有断绝和山西的联系，亲不亲总是故乡人。我接待从故乡到欧洲进修开会的访问学者们，安排他们来鲁汶大学随访讲学、旅游食宿，便是在自己的小单元宿舍里以粗茶淡饭相待、让他们睡地铺，他们离开时总是很诚恳地邀请我回国讲学。最能打动我心弦的是他们说回了山西大学就到娘家了，住学校的招待所，吃咱们家乡的筱面克唠唠、豆面拨鱼儿。听得心里甜甜的，倒不是因为吃那些儿时的粗粮，为的是那片家乡的黄土情。那里有生我养我抚育我的父母、老师；那里至今还有我儿时的伙伴、亲如兄弟姐妹般的同学同事们。我最敬重的长辈们都留在了那片土地上。对那里的亲朋好友的深情厚谊是无法用任何语言来表达的。我和父亲一样热爱祖国、热爱故乡、热爱故乡人，这是我和父辈人有相同的处事待人的友情观的根本原因。
儿子朱征很小就离开了祖国，他是以一个失败者的身份离开那里的。留给他儿时最美好的记忆随着外公、外婆的先后去世淡薄了，淡薄到快消失了的程度。在这方面他与我差别很大，我对那里的生活、朋友总是念念不舍，难以忘怀。正因为儿子是从小来到西方世界里，受这里的教育、文化熏陶，接受这里的经济与物质生活，20多年已经足够让他很大程度地融入了这个西方世界。儿子与同龄西方青年所不完全相同的是他有我这个中国妈妈的全力帮助，我希望能在他身上尽可能多地保留和我相似之处。我不喜欢许多与朱征相似的欧洲同龄人总是以自我为中心。他们相信既没有永久的朋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只有共同的利益才会把不同的人联系在一起。我的儿子虽然不像我和父辈人那样时时事事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他绝不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利己小人。他也没有接受那种以自我为中心，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人生观。他和同龄人除了运动踢球和旅行外，有时也会有些相处较好的朋友，一旦分开就会像阿庆嫂说的那样，人一走茶就凉。也许这正是他真正的朋友不多的根本原因。儿子不像我，有一大批像蔡素兰、张禹城、朱月明、杜澄、马竟飞、翁禄涛、沈虹兰、于盖特、饶爱尔等等患难与共、祸福同享的中外朋友。
(《培养爱子成长的苦乐年华》阎守和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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