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朋友知道我曾和傅冬菊在人民日报记者部共过事，便向我打听她的近况，但是，昔日的幕后英雄已于前年作古了。
傅冬菊和天津有不解之缘。她1941年在重庆南开中学加入中共领导的进步青年组织。她利用特殊条件，把了解到的有关国民党、蒋介石的一些机密情报，及时通过中共地下党组织交到
1946年夏天，从西南联大毕业，她就来到天津《大公报》工作，先后编辑过“时代青年”和“妇女”副刊。1948年秋，辽沈战役紧张进行时，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部长刘仁，派遣干部秘密进入天津，指示她做好父亲傅作义将军的工作。这些传奇往事，在电视剧里已经得到艺术的表现。北平和平解放以后，傅冬菊又回到天津《进步日报》，笔名就一直用“傅冬”了。她为人低调，积极工作但不显山不露水，别人不知她就是立下奇功的傅冬菊。傅冬二字，是当初她父亲对她的昵称。《进步日报》停刊后，傅冬随二野南下做战地记者，跋山涉水，还参与剿匪，后在昆明工作。1951年抗美援朝战争时，陈赓将军带她回北京准备去朝鲜战场做翻译，中组部帅孟奇大姐看她身体不太好，就把她留在人民日报社，比我早到人民日报30年。
1981年夏天，她和陈柏生、孟晓云来津旧地重游，一起到我家吃便饭。这三位知名度颇高的女记者，陈柏生有史学家的深沉，孟晓云有文学家的敏感，傅冬菊有韬略家的豁达。她们事先提出，要吃天津的贴饽饽、熬小鱼、棒渣粥，我老伴又略备一点小酒儿。几位吃得有滋有味，谈得趣味横生。
一开头，我说，傅大姐，您对我可算有救命之恩！她吃了一惊，谢从何来？我说，1948年暑假时，我化装去解放区泊镇冀中城工部学习，并在那里入党，8月6日回学校。党小组长熊浦云紧急通知我，立即出去躲几天，国民党特刑庭819要搞大逮捕！那几天警笛呼啸，一片恐怖气氛，40多名大中学生被抓。您从国民党北平行辕那里秘密转来的信息，使我脱过一劫。这不得感谢您吗？傅冬菊说，这算什么？咱们记者部的刘时平，解放前在北平地下搞信息，当时与国民党军队里一些“狐朋狗友”交往热络，得知国军就要偷袭西柏坡，回来立即通过地下渠道报告周恩来。结果，来犯之敌被早有准备的我军，打了个丢盔卸甲，那才叫立下大功！傅冬还鼓励我的俩小孩好好学习，我说，我是晚婚模范，32岁才结婚。她说，我也够模范的，1952年30岁才与新华社记者周毅之结婚。她一共生了三千金，都很有作为。
言至此，我问傅大姐，在这些年的风风雨雨里，您还平安无事吧？她喝下一口酒，咳，我岂能不沾点光呢？原来，“文革”时期，作为傅作义的女儿，她被定罪为“阶级异己分子”，遭受反复批斗、拷问。
后来听说，1982年至1995年，她被借调新华社香港分社，在担任编辑部副主任从事新闻工作同时，还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经各种渠道联络了许多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后代，向他们介绍祖国大陆改革开放以来所发生的变化，1995年，她在《人民日报》社离职休养。
报社的人都知道，傅冬家风朴素，生活简单，二十几年没有装修的老房子，只有布面沙发等简单的家具。她身体一直不太好，退休金除大量用于吃药，还要支付保姆费用，房改时，她一时竟拿不出足够的钱来买房。解放后，傅作义把自己的多处房产都捐献给国家了，但她没向国家伸手要一分钱。晚年她深居简出，还和弟弟傅恒一起攒钱捐给“希望工程”，并联系各方人士捐款在山西省建设了两所希望学校。进入风烛残年时，因病情特殊，急需精细治疗，但院方坚持只有副部级以上人员才可进干部病房，几经交涉未成。人们引以为憾。
聂荣臻元帅在回忆录中这样评价傅冬菊：“在保护北平这座千年古都和无数灿烂文明以及两百万人民生命财产、促进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中，傅冬菊做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这就是一个革命者忠诚而洁白的一生。
（《今晚报》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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