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7月6日，法院对该案不公开审理……
2008年10月28日，中国政法大学05级国际政治专业学生付成励，因初恋女友与其分手，迁怒于该校教授程春明，于当日晚18点40分许在该校教室将程春明砍成重伤，随后报警。
付成励到案后交代，程春明作为有妇之夫，与其前女友陈某曾维持不伦之恋一年之久。杀程春明第一是为了惩罚他，第二是要惩戒别人。付成励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
2009年7月6日，北京市一中院对该案不公开审理。10月20日，一中院一审判决付成励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付成励选择不上诉。10月31日，该判决正式生效。
“我们先后会见了付成励11次。”他的辩护律师张波、丁海洋说，这在他们的执业生涯中都绝无仅有。
他的纯真与残忍形成巨大反差
记者：接付成励案为其辩护，出于什么考虑？
律师：我们是付家人找到的第五家律师事务所。实事求是讲，我们犹豫过。因为本案被害人是一位风华正茂、才华横溢的教授，而我们都在高校工作过，尤其张波律师还在中国政法大学工作过7年。另外，从当时报道的情况看，被判死刑立即执行的可能性不是没有。而且本案关注度如此之高，稍有不慎，都将被推至风口浪尖。但最终，也正是因为我们都当过教师，出于对学生这一主体的特殊感情，还是决定接这个案子。
付成励并非十恶不赦、品质低劣的人，恰恰相反，他有鲜明的是非观，嫉恶如仇。他固执地活在自己的人生哲学里，他的这种纯真无邪，与其犯罪的公然性、手段的残忍程度、拒绝认罪和悔罪的恶劣态度，及没有求生欲望的偏执形成巨大反差。
记者：第一次接触付成励是什么时候？对他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律师：我们先后会见了付成励11次。这在以往办理刑事案中是不多见的。
第一次是2008年11月14日，他还没从“愤怒”中走出来。我们向他阐明是受他父母委托为他提供法律帮助的，他明确表示：“我不同意。”后来我们做工作，让他静下心来好好考虑一下，多想想父母，给父母留点希望。他说，“出了事儿，我承担”，并让我们转告父母，“回黑龙江吧”。
像他这个年龄的人，有这种情绪反应不算意外，在看守所羁押一段时间，他自然会考虑一些问题，情绪也会平稳些。所以我们给了他一个半月的时间，第二次会见是2008年12月30日。从第二次开始，他的情绪平静了许多，也就有关事实向我们进行了陈述，包括动机、过程。
他对爱充满热情却不懂如何爱
记者：案发后网上可以看到不少他的同学，中学、大学都有，写文章表示特别震惊和不解。
律师：为了了解付成励的人生观、价值观，光他从2006年到2008年7月间的手机短信，我就看了两遍，并进行了大量调查取证工作。和他的老师、同学接触，大家都反映他很热心、工作能力也很强，在同学、老师中人际关系非常好。小学、中学阶段，他多次受表彰，五次被评为“三好学生”。在天津读书时，还获得过4000元高额奖学金。
记者：从“阳光少年”到“暴力取人性命者”，一个人身上怎么可以存在这么大的人格分裂？
律师：这恰恰是我们觉得有必要提醒大家注意和思考的，也是我们接受采访的初衷。第三次会见，是他父母提出“司法精神病学鉴定”后。问他对鉴定有何预期，他说“我正常”。他更关心学校是否开除他的学籍，这个问题直到最后一次会见还在问。他更关注媒体对案件的反应，甚至询问教育部门有没有出台什么政策。
付成励的犯罪动机有两个：第一惩罚程春明；第二惩戒他人。他拿出一种“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殉道者”姿态，想通过自己的行为制造一种轰动效应，引起媒体、公众和有关部门重视，来完成对社会的一种召唤。他想用鲜血和生命把师德教育向社会提出来。
第四次会见时我问他：“你懂爱吗？你对女朋友虽然好，但你潜意识是排斥的。”他说：“那我该怎样，我对她不好吗？”我说：“我承认你对她很好，但不一定对方能接受啊。”他说：“说不清。”
这些对话体现出他不懂得如何处理爱情。付成励是个很热情的人，一旦恋爱，他就将自己的全部放在对方身上。而他的女友恰恰喜欢安静，不太爱动，两人的性格有点格格不入。但付成励看不到这一点，反而认定对方是受到以前某些事的影响，心理有阴影，不敢接受男人。他将此归咎于程。
案件进入审判阶段，我们又会见了几次。他委托我们给他送《四库全书》、《警世通言》等书籍。2009年6月16日会见，他再次明确表态“我不认罪”。我们劝他，即使按照他的想法――“引起社会公众注意，引起有关部门重视”，这一目的也已达到，足以唤醒世人，没必要再搭上生命。但他说“没完成”，他认为不付出生命代价，就不足以改变师德沦丧的现象。
他从但求一死到不再一心求死
记者：被害人家属的基本态度是什么？
律师：被害人家属在审查起诉阶段就表示放弃赔偿请求，理由是付成励是个学生，没有收入，家里又拮据。这一点让我们对韩阳博士很敬佩。她还说虽然从司法鉴定看，付成励无精神病，但她还是认为这孩子心理有问题。她同时表示，司法机关如何处理案件，她都不持异议。
付成励在上诉期满前最后一天跟我们会见时，询问了送监服刑的程序及时间，让家里给他带去棉被。这说明他开始思考以后的生活，不再一心求死。而且他发自内心地对韩阳说，“师姐，对不起”，这是接案以来我们最欣慰的一刻。
记者：付成励父母现在如何？他们不肯接受我采访。
律师：付成励是独子，11岁随父母从黑龙江来到天津。父母都是农民，用打工赚来的钱供他上学。案发前，他一直是父母的骄傲。案发至今，他父母一直拒绝采访，只表示孩子做错了事，愿倾家荡产来赔偿。这一年来，他母亲头发已花白，父亲也沧桑了许多。死缓的判决让他们稍稍松了口气，毕竟只要孩子活着，对父母来说就有希望。这起案件没有“赢家”，留下的问题需要很长时间沉淀。
虽然鉴定付成励不是精神病，但至少存在一定程度的人格缺陷。从犯罪人格角度看，他属于被动攻击性。其日常行为表现与常人无异，甚至可能比一般人更能忍让，但内心具有攻击性。当消极的社会条件达到无法容忍的程度，就会强力反击，不计后果。
他被审同时也应拷问道德失范
记者：关于被害人过错问题，法院最终没有认定，对此你们怎么看？
律师：这的确是法庭辩论的一个焦点，也是一个极敏感的话题。我们为付成励做“罪轻辩护”，除“具自首情节”、“既往表现良好”外，“被害人具有一定过错”也是主要观点之一。我们认为消极的社会因素和条件起到了很大的推波助澜作用。所以我们认为在审判付成励的同时，也应拷问一下人们的良知和某些领域内的道德失范。我们注意到，虽然法院最终认定现有证据不能证明程春明过错，但无论是公安机关的起诉意见书、检察院的起诉书，还是法院判决书，都没有回避这一事实问题。
教书和育人同样重要。我们无意指责教育制度，但从近年发生的校园暴力案及教师失范个案来看，应当说在一些教育过程中还存在薄弱环节。
另外从教学管理角度看，自1999年扩招后，的确存在资源不足的问题，这决定了高校辅导员老师客观上无法把握每个学生的思想动态。我们无法把握每个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更无法针对不同类型的学生进行疏导。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是庞大复杂的过程，如不形成健全的机制，不深入内心，是无法达到预期效果的。
(《北京青年报》11.8 吴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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