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的父亲是一个成功的医生，年收入超过7000英镑。正在剑桥大学学习神学的达尔文碰到了一个机会：即将进行环球航行的
正是这次环球航行，令达尔文萌生了研究物种起源的想法。要研究这样一个课题，难以通过正规途径得到资助，好在达尔文家不差钱。婚后的达尔文每年从父亲和家族信托基金中花费约1500英镑（当时收入在1500英镑的绅士家庭，通常可以雇用一个厨师、两个女仆、一个保姆、一个车夫、两个男仆）。达尔文的外祖父是英国著名的韦奇伍德陶器业的创始人，达尔文的妻子是他的表姐爱玛，爱玛带来了一笔丰厚的嫁妆。
有如此殷实的家底做后盾，达尔文一生都无须为生计而工作。曾经有8年的时间，达尔文基本上就是坐在书房窗边的显微镜下解剖一种微不足道的海洋生物――藤壶，以至达尔文的孩子以为观察藤壶就是“一家之主的天职”。
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求知出于闲暇与好奇。当人们摆脱为生计而忙碌那种疲于奔命的状态，才谈得上从容与闲暇。不得不承认，富人阶层拥有更多的闲暇。闲暇不只是无所事事，而是意味着人们有闲情逸致去从事非实用的事业，比如科学、艺术或哲学。
达尔文说:“社会上有一些受过充分教育而又无须为吃喝而干活的人们的存在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高度智能的工作都由他们来完成。”当达尔文写下这段话时，他一定也想到了自己的富人出身。
再说到中国现在的“富二代”问题。既然“富二代”们已无须为生计奔波，拥有足够的闲暇，对于父母来说，只要让他们的子女能够充分发展他们的兴趣爱好，何尝不是条条大道通罗马？而社会也将会从中获益匪浅。不过，社会也必须为穷人提供足够的保障；必须保证穷人凭借自己的能力通往富裕的路径畅通无阻。
（《北京青年报》11．7 陈蓉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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