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居位于中山大学校区东南区1号。故居楼高两层，是美国麻金墨夫人为纪念其丈夫于1911年捐建，故名“麻金墨屋”。小楼已有近百年历史，先后有多人在此居住，但在中山大学人的心目中，它真正的主人似乎只有一位――陈寅恪。
1969年1
留学16年一个学位都没拿
陈寅恪家学渊源深厚。祖父陈宝箴担任湖南巡抚时推行新政，锐意改革，湖南局面日新，成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圆明园起火时，陈宝箴正在酒楼饮酒，遥望火光，怒火满腔，捶桌号啕，“旁座者都为之动容”。寅恪父亲陈三立佐助父亲推行新政，被时人誉为“维新四公子”之一，变法失败后与父亲同被革职，发誓不再入仕，专心写作，成为清末民初的著名诗人。
陈寅恪1890年生于长沙，时为光绪年间，正值乱世。“十几岁及后来自日本回国期间，终日埋头于浩如烟海的古籍以及佛书等等，无不浏览”。
1902年，13岁的陈寅恪开始了其16年的海外留学之旅，他先是以自费生身份到日本，4年后，因脚气发作而回国。1918年7月，陈寅恪再续留学之旅，赴美国哈佛大学学习梵文与巴利文，兼及印度哲学与佛学。1921年一战结束后，赴德国，进入柏林大学研究梵文。
留德期间，由江西省教育司公费资助，但因时局动荡，资助难有保障，生活着实困苦。陈寅恪三女儿陈美延回忆：“经济来源断绝，父亲仍坚持学习。每天一早买少量最便宜的面包，即去图书馆度过一天，常常整日没正式进餐。”
当时留学国外，很多人专为学术而学术，对硕士、博士学位并不在意。傅斯年欧洲7年求学，回国时只留下几本笔记。陈寅恪国外留学多年也是未拿半个学位。
在战争中颠沛流离
1925年秋，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先后受聘。1926年8月，陈寅恪告别长达16年的海外游学生涯，抵达清华园，清华国学研究院迎来“四大导师”的最后一位。时年陈寅恪仅37岁。但仅一年后，王国维投昆明湖自尽。陈寅恪教授作为他的同事与好友撰写了碑文，其中“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成为学人道德文章的至高追求。
国学研究院解散后，陈寅恪转而为清华大学历史、中文两系合聘教授。他讲课时，不仅本校学生和外校学生来旁听，就是清华本校教授朱自清、吴宓与刘文典等也常来旁听，“教授的教授”自此流传。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北平的沦陷，让事业家庭两顺的陈寅恪开始颠沛流离的转徙生活。陈寅恪和妻女几经辗转，来到昆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临时合作组成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授课。
1939年春，牛津大学拟聘请陈寅恪为汉学教授，并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职称。陈寅恪不习惯昆明高原气候，时常闹病，便于暑假离开昆明经河内到香港，准备全家赴英伦，但因旅费难以筹集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未能成行。
“书上有的不讲”
1949年1月16日，陈寅恪抵达广州，住进岭南大学西南区52号，开始在岭南长达20年的生活，彼时，解放战争仍在继续，广州尚未解放。国民党赴台湾前曾有“抢运学人”计划，对陈寅恪自是念念不忘。
国民党战时内阁教育部长杭立武许诺，只要陈离开广州到香港就给十万港币和新洋房，最后到了几近哀求的地步。但陈寅恪态度坚决地要留在岭南大学，并对人说“何必弃父母之邦”。
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胡守为回忆，1950年，岭南大学历史系仅有3位学生，选读陈寅恪课的学生仅有他一人。尽管如此，每逢上课以前，陈老师必叫助手读一遍讲义给他听，上课时还要穿着整齐。
传说陈寅恪有三不讲：书上有的不讲，别人讲过的不讲，自己讲过的不讲。这样，备课和讲课就像学术研究一样甚是辛苦，有时提前十到七天备课。更有甚者说，陈寅恪可以背诵《十三经》。曾有学生回忆:“陈老师记忆极好，我在成都任他的助手时，指示我代查资料，往往连版数、页数以至行数都对。”
1952年，陈寅恪一家搬入中大东南区1号楼。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刘志伟说：“中大有个传统，这栋楼是给学校最好的教授住的，是学术崇高的象征。”同年秋，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岭南大学被取消，中山大学迁入康乐园，中大迎来了史学大师陈寅恪。
靠口述艰难完成巨著
从上世纪40年代中期开始，陈寅恪视力严重衰退，只能略辨光影，学校专为他修葺白色水泥路，涂上白漆，方便辨识，还在房屋东侧的路口设了一道护栏，以保安全。
陈寅恪记忆力惊人，通过口述让助手黄萱记录，1953年末始，仅用半年时间便完成6万多字的《论再生缘》。这个过程殊为不易。过程是：陈寅恪开具书目，黄萱到图书馆找书，拿回来念给陈寅恪听，陈寅恪边听边思考，次日再将自己前一天记在脑子里的想法口述给黄萱，黄萱记录。随后，黄萱再读给陈寅恪听，加以修改，最终定稿。
由于用脑过度，让陈寅恪晚年离不开安眠药。有时想好了问题准备第二天告诉黄萱，但第二天却忘记，只好重新来。黄萱家在中山医院附近，彼时交通不便，陈寅恪经常是焦急等待，原因就是记在脑中的东西需要尽快口述出来，才能放松下来。
因视力原因，陈寅恪就在家中上课，用基本不带方言的普通话带领学生在历史中穿梭遨游。1955年进入中大历史系的刘凯隆这样写道：“二楼小客厅连着一条宽宽的内走廊，那便当做临时课室使用，靠窗那边安排十来张桌椅，课椅前面放一张藤椅，旁边安置一块小黑板。陈先生便在这里为后学展开了波谲云诡的历史画卷。”
(《羊城晚报》11.14 徐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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