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时的杨宪益和戴乃迭
11月23日早上6时45分，翻译家杨宪益，在北京煤炭总医院因淋巴癌晚期辞世，享年95岁。
据杨宪益外甥女、画家赵蘅介绍，
据赵蘅介绍，过不了多少日，就是舅舅95岁生日。“他一直很盼望这个生日。”
成就:几乎“翻译了整个中国”
杨宪益是把《史记》推向西方世界的第一人；他翻译的《鲁迅选集》，是外国的高校教学研究通常采用的蓝本；与夫人合作翻译的三卷本《红楼梦》，与英国两位汉学家合译的五卷本（译名《石头记》）一并，成为西方世界最认可的《红楼梦》译本……他还翻译了《离骚》、《资治通鉴》、《长生殿》、《牡丹亭》、《宋元话本选》、《唐宋诗歌文选》、《魏晋南北朝小说选》、《老残游记》、《儒林外史》等经典作品。
1982年，杨宪益发起并主持了“熊猫丛书”，弥补了外国对中国文学了解的空白，重新打开了中国文学和外界沟通的窗口。在这一丛书里，既有《诗经》、《聊斋志异》、《西游记》、《三国演义》、《镜花缘》等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也有古华的《芙蓉镇》、张洁的《沉重的翅膀》，以及巴金、沈从文、孙犁、李广田、吴组缃、新凤霞、王蒙等人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
研究杨宪益翻译工作的学者李晶告诉记者，杨宪益翻译非常注重准确性，其次还注重译、介结合。“译、介结合，是先生的治学态度所致。”此外，杨宪益“还特别注重译介的系统性，各个历史时期的代表性作品都有涉猎”。“从这一意义上，有人说他‘翻译了整个中国’，一点都不过分。”
爱情:译界伉俪恩爱一生
提到杨宪益和他的夫人戴乃迭，那可以算得上译坛“绝唱”，他们不仅将上百万字的中国文学作品译成了英文，也作为主要译者和执行主编，共同支撑英文版《中国文学》杂志近五十年。
1936年，杨宪益进入牛津大学深造。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杨宪益怀着满腔虔诚，认为“中国必胜”。他在伦敦组织中国学生集会，做维护祖国的演讲，为抗日募捐。杨宪益，被推举为牛津大学中国学会主席，当时他的秘书是一位英国女子，中文名戴乃迭。戴乃迭是一位英国传教士之女，生于北京，对中国颇有感情，7岁时随母回英国；结识杨宪益后改法国文学专业为中国文学，是牛津历史上第一位获中国文学荣誉学位的英国人。
1940年，学有所成的杨宪益婉谢了哈佛的执教邀请，回到家人所在的重庆。21岁的戴乃迭不理会母亲“这场婚姻决不会超过四年”的警告，揣着50英镑一路飘摇到了中国。1941年2月16日，两人终结秦晋之好。
新中国成立后，经学者向达推荐，杨宪益来到北京外文出版社。戴乃迭也以“外国专家”的身份入职。中国翻译史，就此多了一段佳话。合译中国文学名著时，一般是由杨宪益翻译初稿，然后由戴乃迭修改润色，成为定稿。据杨宪益回忆，两个人从未因为什么问题红过脸。
戴乃迭直至10年前过世，依然没有改变英国国籍，但她陪着杨宪益，为中国翻译事业奉献了毕生的心血，也陪着中国丈夫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后的所有“政治风云”。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一对异国夫妻的生活，可想而知。
赵蘅告诉记者，杨宪益早年曾被要求和钱钟书、叶君健等一起翻译“毛选”，他婉言谢绝了，他把精力投向了《红楼梦》的翻译工作。1966年，“文革”席卷全国，1968年，杨宪益和戴乃迭入狱。“入狱前，他已经翻了一半了。”
杨宪益最疼爱的、也是唯一的儿子，就是因为“文革”中受到父亲的牵连，逐渐精神分裂。即便被送至英国姨妈家“改变一个环境”，儿子还是不堪岁月伤害，38岁时在姨妈家用汽油点火自焚。
赵蘅告诉记者，杨宪益总是隐忍的，但儿子去世后，他流过泪。“他和舅母在家，老来丧子，不甚其哀，彼此相对唱起了英文歌，唱着唱着，舅舅就哭了。”
晚年戴乃迭受困于老年痴呆症，但杨宪益与她寸步不离。“舅母在医院时，每天都要看见杨宪益。”1999年戴乃迭去世，杨宪益一直很遗憾“自己没能和她一起走”，作悼亡诗云：“早期比翼赴幽冥，不料中途失健翎。结发糟糠贫贱惯，陷身囹圄死生轻。青春作伴多成鬼，白首同归我负卿。天若有情天亦老，从来银汉隔双星。”
现在，一切都安好了，95岁的杨宪益跟他的爱妻在另一个世界团圆了。
(《北京青年报》《文汇报》11.24 朱玲 陈熙涵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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