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1月21日凌晨2时30分,黑龙江龙煤控股集团鹤岗分公司新兴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当时,井下作业人
“我是瓦检员,大家听我指挥!”
范铭华是新兴煤矿16号掘进工作面的瓦斯检测员。“11・21”事故发生前,是他第一个发现瓦斯超标并向地面调度室发出报告的;事故发生后,他没有马上升井,而是留在井下继续组织矿工撤离。在他组织引导下,有30多名矿工从井下安全撤出。
21日凌晨1时30分,范铭华所在的16号掘进队正在放炮。这时,范铭华的瓦斯便携报警器突然叫个不停。他低头一看,“便携”显示瓦斯浓度已经3%了,瓦斯浓度超标。不到1分钟时间,范铭华再测,瓦斯浓度已经升到10%。
范铭华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立刻通知所在工作面的7名矿工向避灾通道撤离。紧接着,他通过16号回风口跑到井下手机信号中转站,向调度室发出“井下三水平大巷瓦斯超限”的报告。这时是21日凌晨1时37分,是调度室接到的这次事故前最早的瓦斯超限报告。就是这个报告,为井下作业人员准备了53分钟的逃生时间。
接到范铭华的报告后,调度室人员及时切断了井下电源,通知井下作业人员撤离。
“我是瓦检员,大家听我指挥!”范铭华和大家一路用矿灯打信号联系着,带领大家迎着风寻找着安全路线。
“我知道避灾路线,大家都跟上,不要掉队!”队伍里只听到范铭华在说话,“咱们走北大巷,不走风门,那里会有危险!”一路上不时有其他工作面撤离的工人跟上来,七八个人的队伍变成30多人。
在避灾通道,范铭华遇到了另外两名瓦检员,他们就走在队伍前后两头,把工人组织在队伍中间,以免有人掉队。
2时30分,瓦斯发生爆炸。这时范铭华已经带着30多人撤离到安全地带。
组织工人升井后,范铭华却没有升井,而是留在井下继续组织人员撤离。直到21日凌晨6时,范铭华才回到地面。
“知道当时非常危险,但没想太多,只想要带着大家脱险,因为我们瓦检员最清楚避灾路线。”范铭华说,“遇到紧急情况,带领大家脱离险境是我们的责任!”
据了解,从瓦斯突出到发生爆炸的53分钟里,有27名瓦检员在井下组织矿工撤离,256名矿工在他们的带领下逃出了死神的手掌。而通风区书记耿义、瓦检队副队长刘忠玉和瓦检员唐宪民、谭明海、初占海、陈河江、李连光却在组织工人撤离时遇难。
“怎么忍心把朝夕相处的兄弟扔下?”
25日,记者见到一开拓区123队队员袁树胜时,他正躺在鹤矿集团总医院病床上,一动不能动。医生诊断为双侧气胸,包括颈部,他全身有9处骨折。
“如果不是我的两个工友拼死把我拖出来,我肯定不在了。”54岁的袁树胜说。
袁树胜说的那两个工友就是和他在一个开拓队的高树军、李福江,均在这次事故中受伤,也住在这家医院。
“当时身上戴的‘便携’吱吱直叫,心里挺紧张的。但一撤到钢带机那里就不怕了,心想,到大巷了,正常往外走呗!”高树军说。
就在他们说着话走时,爆炸发生了。一股冲击波袭来,把他们打倒在巷道里,帽子、矿灯也都摔掉了,巷道里充满烟尘。高树军说:“我觉得我要窒息了,喘气费劲,半天才从地上爬起来。”
高树军招呼倒在自己身边的袁树胜,他一动不动。喊了半天,才醒过来。李福江也起来了,紧张地说:“我边上的一个人已经没气了!”
高树军和李福江就搀着袁树胜从三水平巷往二水平巷走。袁树胜气息很弱,不住地恶心、呕吐。
巷道里已经不像平时那样顺畅,煤尘弥漫,随处障碍物,他们近乎是拖着袁树胜在艰难地走着。走了不远,袁就走不动了,不想走了。袁无力地说:“你俩快走吧,别管我了,我想歇会儿!”
“那时候,我们也感到呼吸困难,浑身没劲儿,恶心,想吐却又吐不出来。”高树军说,“但怎么能忍心把朝夕相处的兄弟扔下呢!”
他们好不容易上到了二水平巷。走到方巷时,又响了一次。浓烟过去后,袁树胜说啥也不走了,说:“这次事故不小,还有好远呢!把我放下吧,别因为我拖累了你俩!”
“袁哥,坚持住,我们要一起活着出去!”现在想起当时情景,李福江眼里充满泪水。
高树军说:“实际上,我们到后来说的‘坚持’是在给自己打气呢!因为快到最后时,我们也有些坚持不住了。”
就这样,高树军、李福江两人连架带背,把身上包括颈部9处骨折的袁树胜拖了出来。
“一心盼着有生命的信息,感觉不到累”
赵晓明是龙煤鹤岗分公司矿山救护大队四中队党支部书记,从事矿山救护工作23年来,他第一次遇到这么大的事故。
21日凌晨,正在值班的赵晓明接到矿调度室电话:新兴煤矿出现紧急情况!
赵晓明带领8名当班救护队员立即出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他们是这次事故后第一支赶来救援的队伍。
仅10多分钟,他们来到现场时,看到的景象非常惨烈:来自地下500米深、距离井口三四千米的冲击波,把井口崩得面目全非,连井口顶上40厘米厚的混凝土盖子都崩得四分五裂,井口周围房屋的窗框被震掉、玻璃被震碎,井口被崩落的护坡石堵塞。
就在救护队员来到井口准备检测不断冒出的气体时,又一声巨响从巷道里传来,冲击波把救护队员的帽子都打落了。
南部井口下不去,他们就来到北部的人车井。这时,井下逃生的矿工正不断从那里出来。他们乘人车下到二水平巷,又走500多米来到三水平巷。在三水平大巷里就遇到第一位遇险人员,已经昏迷,蜷曲着倒在地上。一检查,还有呼吸。马上进行抢救,待他清醒后,留下一名救护队员陪伴,等待后来的接应人员。
其他救护队员继续往里走。走了半个多小时,来到井下中央变电站,在二段钢带机机道里发现了第二位遇险人员,已经神志不清,嘴里吐着白沫,正在抽搐。经过20多分钟抢救,才醒了过来……
他们不断地在井下深入,一旦发现生命的迹象,马上施救;还要完成井下现场描绘任务,如巷道状况、遇难人员的位置、倒卧姿势、方向、衣着等,都要一一做详细记录。
越往里走,越艰险。被炸毁的设备散落在巷道里;巷道被煤流阻塞,有的地方只能爬行;地上厚厚的煤尘没过脚面,踩上去发出噗噗的声音,“就像踩在水里”;回风流的瓦斯浓度依然很高,像雾一样在巷道顶上顺着风向外流……
“脚下轻点,不要走快,扬起来煤尘容易爆!”赵晓明不断地提醒着队员。
他们从凌晨3点入井,一直到下午13点上到地面,整整10个小时。每名救护队员随身配备的氧气只能够使用4个小时,他们为了在井下工作时间长一些,就尽量不使用;下井时没有带水和食物,他们中只有4个人曾分吃了一个在巷道里捡到的馒头……这10个小时里,他们挽救了6名遇险矿工的生命。
“在井下一心盼着有生命的信息,只想着多救人,感觉不到累!”赵晓明说,“多救出一个人,就是多挽救一个家呀!”
(《工人日报》11.28 郭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