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起：肖红霞、黄冬艳、彭春霞、邱小院
2009年12月16日,美国《时代》杂志揭晓年度人物，“中国工人”作为唯一入选的群体，排在亚军位置。
杂志的封面是一组黑白照片
代表中国工人新形象
照片中的女工是肖红霞、彭春霞、黄冬艳、邱小院。过去，各种印刷品和影视作品中，工人们的形象总是刚硬、强壮，即便是女性，也是“铁姑娘”。然而，这四位合影的女工，柔弱而镇定，没有任何时代感的动作，没有任何刻意的打扮――她们只是梳着马尾巴辫子，穿着褶皱的工作服，其中两个人还戴着近视眼镜。
“当时我连脸都没顾得上洗。”彭春霞说，自己拍片子时挺紧张的，人家问一句就说一句，人家怎么安排就怎么动作，“想不到自己会去代表一种中国工人的形象，那时候除了紧张，我想不到别的。”
这些工人都在深圳一家生产LED灯和节能灯的名叫“莱依迪”小厂子里上班。不过，拍照的地方不是在工厂里，而是在附近的一家饭店里。这些工人们当时也只是以为外国记者要关注一下中国的农民工生活和成长的历程，并没有更多的想法。直到12月的17日。
“我下班以后才知道的，也是有朋友跟我说，后来又上网看到了”，从这天起，肖红霞和她同事们的平静生活就被打断了，采访成为了她们不得不面临的“加班”难题。“很多人都说我们代表了中国工人的新形象，这有些夸张了，”肖红霞一边说着，一边哈哈大笑，“我们真没有那么大本事。”
“今年中国仍然是世界发展最快的主要经济体，对于任何人来说，这都是令人振奋的。谁有资格分享这份荣誉？是那些数亿的工人，那些离开故乡和家人，在日益发展的沿海城市的工厂里寻找工作的工人……”《时代》的作者如此写道。
彭春霞的坚守
2009年1~2月，当金融海啸影响到了中国大陆的时候，由于众多小企业的倒闭，就业机会的紧张，城市中掀起了一股工人返乡潮。但21岁的彭春霞没有退回湖南农村老家，而是选择了坚守在已经工作了3年的工厂。
彭春霞17岁就在姐姐的带领下来到了深圳打工，内向的彭春霞3年来一直和姐姐住在一起，从工作的选择到吃、穿、用，甚至挣的钱也都交给姐姐保存。对于她来说，姐姐是她的主心骨和管理员，“我也不敢找对象，因为要是跟姐姐说，她会把我骂死。”
然而，2009年的2月份，姐姐要跟男友一起生活了，她不得不独立地面对接下来打工生活的挑战。“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办，四处找房子，也不知道怎么谈价格，幸亏后来找到一个老乡帮忙，跟老乡一起住。”彭春霞说自己最初连订桶装水、买煤气罐都不知道怎么办。“我就感觉什么事情都不懂，也从来不主动跟别人说话。”
打工的生活显得很沉闷，钱没有以往多了：1500元，不包吃不包住。同时，自己的视力也由于每天要盯着显微镜而下降得厉害，坚守的日子让彭春霞有时感到了孤独。“我想如果有更好的工作，薪水更高的话，我也可能会跳槽吧，但目前我还是先做好眼前的。”而她最大的愿望便是能够找到男朋友，陪她一起迎接未来的风雨。
“山雨欲来风满楼”，希望到来之前总要经历一种沉闷的企盼：就在1月到2月间，国务院相继审议通过了十项重点产业调整和振兴计划，颁布了《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等一系列刺激宏观调控政策。
黄冬艳对英文犯难
黄冬艳到广东打工，她觉得自己很适应当工人的生活，每天干8小时，工资按照计件发放，回家什么都不用想，到2007年上半年，她工资最多时可以拿到2000元，工厂还管吃住。黄冬艳的打工生活变得安稳而愉快。
经济低谷来了，黄冬艳的收入降低了，但企业此时实行了按照工龄保底制的计酬方式。黄冬艳每月还是能够拿到1500元左右的薪水，用她的话说，生活并没有改变多少。不过，她的工友们却走了很多，企业的人数骤减到了五六十人，这里面也包括以前的生产组长。
自称不求上进的黄冬艳不是没有想过回老家，但是老乡兼领导的肖红霞劝她相信，企业总有一天还会好起来的，再加上多年来的工友情谊，黄冬艳坚持了下来。凭借着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和自己的手艺，她被提拔为了组长。
从工人到“干部”的转型又让她有些不适应了。36岁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黄冬艳不仅要管着手下的工人，她还要管着那个自动化的生产线。她犯难了――由于很多按钮都是英文的，她不得不现学一些简单的英文。“幸亏我们有技术员，不懂的话我就向他请教，学起来也不是特别难。”黄冬艳对这次转型充满了信心，“现在感觉还不错，比较适应了”。
肖红霞首次回家
1994年，31岁的肖红霞到深圳来打工，经过了14个工厂以后，5年前来到了“莱依迪”公司打工。由于她以前做过LED灯泡和节能灯泡，有技术懂管理，因此到厂不久便成为了生产主管。
在2005年到2007年上半年，她着急的是大量订单积压，任务完成不了，人手不够，她要管着两条生产线，互相搭配着来。“那个时候真着急，总是在协调之中，很多人又不理解。”肖红霞说自己从来不跟别人抱委屈，实在忍不住了就在4楼楼顶上，趁着没人，偷偷哭一场。
然而，从2007年下半年以后，订单越来越少，现在她又不得不为这个而着急。但她更重要的一个工作便是想方设法地留住工人们。
在她的建议下，老板实施了根据工龄发保底工资的薪酬办法。这也是像黄冬艳这样的老员工感觉生活没有太大改变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同时，以前难得一见的老板，现在却能常常出现在厂子里，跟工人们坐在一起，了解他们的生活。
就在情况不断好转之时，肖红霞却接到了来自老家的电话：婆婆得了重病。从进厂到现在，因为各种各样的“忙”，肖红霞一直没有回去过，而现在她终于有时间回去一趟了。
一向乐观的肖红霞抽泣起来，她只是记得婆婆见到她时的喜悦，记得她和老公带着婆婆到村子的后山遛弯、谈心。肖红霞的言语中带着愧疚之情。
邱小院的事业
2009年7月份，邱小院的弟弟高考落榜，也从广东梅州的老家出来打工。邱小院虽然接受了这个现实，但言语中还是难以掩饰内心的失望之情。
邱小院自幼父母早亡，和弟弟在叔叔家长大。为了让弟弟将来上大学，1999年刚满16岁的她便只身来到了深圳打工。那时，她一个月只拿500元的薪水，却会给叔叔家寄去几乎一半。
她渴望弟弟能够上大学，对于贫困农村里的孩子来说，只有上大学才有前途。但今年弟弟高考落榜成为第二次现实。弟弟说他想去打工，邱小院同意了，但是她没有让弟弟到工厂里面去，而是让他去了广州，去学做饭。“工厂更适合女孩子，因为操作难度不大，全是手上的活，我想让弟弟学技术。”
现在邱小院把希望寄托在了自己女儿身上，尽管小孩只有3岁，因为家庭的未来已经是她必须要考虑的事情了。邱小院现在是公司的一个生产组长，不过她并不打算长期干下去，她希望干一番自己的事业。“我想未来会开一个小店。”邱小院说虽然自己文化程度不高，但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打工磨炼，见识了许多，开一个小店并不是很难的事情。
她们的2010年
2009年12月7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2010年中国经济发展定下了基调：在中国经济企稳向好之际，明年经济增长将重点在“促进发展方式转变上下工夫”。而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说，中央对民营企业的发展给予充分重视，表明下一步中小企业有望得到更多政策支持。
这对于4个女工来说是一个利好的消息。她们知道即将到来的2010年应该会有个更好的前景。也只有这样，她们心中的“小九九”例如找个男朋友、开个小店、在深圳扎根等等，才有变成现实的可能，哪怕只是向前迈进了一小步。
（《北京青年报》2009.12.29 满羿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