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公民信息公正比“第一案”更重要

2010-01-07　来源：文摘报　 我有话说

1月4日，多家媒体报道了“全国首例侵犯公民信息犯罪案”。被告人周建平因向骗子非法出售个人信息资料被以“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他由此成为国内被以“侵犯个人信息安全”新罪名追究刑事责任的第一人。

“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来自《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

，依该法条可知，“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犯罪主体首先是“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其次才是一般主体和单位主体。然而我们没有看到一例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非法出售或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案例。倒是作为普通人的周建平摘取了“侵犯个人信息罪第一案”这一“殊荣”。

据法院审理查明，2008年11月，周建平在广州市昌岗中路成立广州市华探调查有限公司，违反规定非法获取他人电话清单、手机清单和人员资料。周建平所用的“非法手段”，在网上已是“公开的秘密”，并且广为一些“私家侦探”所采用。这一行为的入罪究责是必然，但周的入罪却是充满了偶然。如报道所介绍的那样，周建平将14位领导的电话号码及通话清单卖给了一伙骗子，这些骗子又利用上述“个人信息”实施了诈骗行为，因为在公安司法机关看来，这就是典型的“情节严重”了。假设周建平售卖的个人信息来自一些普通人而非官员，并且也导致了诈骗等后果，还会有如此顺利的侦破及追根溯源的究责吗？

与这宗“第一案”相关联的，还有一个法律疑问有待法院释惑。《刑法修正案（七）》自2009年2月28日起正式施行。而周建平“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发生在2008年11月。依据刑法溯及力“从旧兼从轻”原则，修正后的新规并不能自动适用于既往发生的案件。“法不溯及既往”，这是一般原则。从报道中又看不出本案有何“特殊”――除了受害人是官员。难道本案真的是因“官员”才成其为“第一案”？须知，对于出刑入罪来说，公正永远比“第一案”更重要。

(《新京报》2010.1.5　王琳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