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方在世博会的首张照片,摄于1904年圣路易斯世博会。
1910年，辛亥革命在即，清政府风雨飘摇。这当口，出版商人张元济从国外寄回了几封信，发表在报纸上。这些信的作者是
张元济和那个时代几乎所有知识分子一样，相信去西方旅行可以得到救国的启示。但7次踏进世博会会场后，他首先感到了羞愧。他的国家，人口世界第一，却只在不显眼之处有个小展馆，规模不但无法与法、德等大国相比，甚至还比不上袖珍小国摩洛哥。他那地大物博的祖国，展馆里商品匮乏，数来数去，只有漆器、刺绣等老花样，尚不如苏杭一家杂货店里种类繁多。最让张元济感到羞愧的，也许是外国游客的反应：展场冷冷清清，西方人绝少光顾、驻足，即便偶然经过，也是“指指点点、摇头蹙额，旋即转身离去”。
寄自海外的这些信件，深深刺痛了许多国人。一场世博会让人看得很清楚：这个天朝上国，在世界上已经如此羸弱！
一
若干史料表明，1851年英国兴办世博会，是为了开拓市场、展示国威。忙于修建水晶宫的英国人未必料到，他们给远在东方的中国，带来一个打量世界的契机。
已很难想象，1876年李圭初次进入世博会是何心情。在位于美国费城的会场里，这个中国海关文员面对叫不上名字的机械和发明，在书里记下惊讶和感慨。作为第一个代表官方参加世博会的中国人，李圭在他的《环游地球新录》里，详细描绘了蒸汽机和打字机，并忍不住在描绘的末尾加上“是可异也”的感叹。此外，他还在书里对西方“政治之善”进行探讨，介绍当地妇女地位的平等，并对国内鄙夷现代机器的心态进行反驳，强调“凡机器之可以利民者”，不应废而不用。
二
在世博会上，李圭还看到了中国幼童在美国学习的英文作业。这些幼童于1872年由“留洋事务局”选派，并资助前往美国留学。费城世博会期间，117名中国幼童在中国官员和美国教师的陪同下，来到会场参观，并成为当时费城的重头新闻。
李圭在会场上问了幼童们几个问题，对于世博会的益处，有的幼童称“新器善法，可仿而行之；又能联各国交谊，益处甚大”。这些回答“简捷有理”，让李圭盛赞西方教育的优越。
不过，让李圭欣喜的事物，在国内则引起许多惊恐。守旧者攻击称，幼童们传统文化基础薄弱，恐怕西学未精，而传统已先丢掉，即使学成回国，也“无益于国家社稷”。而奉命在美国监督幼童的官员，甚至因为幼童跟自己对话时目光直视，而感到不满。在种种非议声中，1881年，清政府裁撤了“留洋事务局”，将幼童全部撤回国内。这次培养人才的努力草草夭折。
留洋美国的经历，到底给这些中国少年留下什么，已无从考证。但回国后，他们有的成了清华学院最早的校长，有的主持修建了中国第一条自主铁路，也有的成了中华民国的总理……
而李圭的《环游地球新录》则在知识分子中引发了一股世博会热潮。据维新变法的领导者康有为回忆，他曾深受这本书的鼓舞。
三
尽管每次都收到邀请，中国政府直到1873年才第一次派代表团参加在维也纳举办的世博会。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奉命组织此次参展。他积极征集民间商人参加展览，并利用自己的关系，与西方国家进行沟通。
中国的展品尽管只集中于茶叶、丝绸等特色展品，但参观者对此交口称赞，奥地利皇帝因为中国代表团的贡献，特地为每一个参展者颁发了勋章。中国第一次像一个大国一样受到尊重，这也许激发了清廷此后对世博会的兴趣。而作为此次世博会参展的功臣，赫德也从此牢牢把握着世博会代表团的组织者身份。在他的组织下，从1867年至1905年，中国先后参加了29届世界博览会，这些参展经历，拓展了中国人的视野。赫德曾表示：博览会一个紧接着一个，“引起了中国对其他国家现状的好奇。由于中国赴会展品很受青睐，中国人不愿参加世博会的观念逐步改变了”。
四
最早参加世博会的中国人就已经发现，在电灯、电话、先进机器等展品中，清帝国的展馆所能提供给世界的，永远都是绸缎、茶叶、瓷器等。在几届世博会期间，因为中国的展品中包括绣花鞋、刑具等物品，曾引起华侨和留学生的激烈愤慨，认为这样的展示扭曲了中国形象。
对中国人最大的刺激，也许发生在1904年的美国圣路易斯博览会上，中国展馆展出了一组人物雕像，有苦工、乞丐、娼妓、囚犯、鸦片鬼等，被认为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种种丑恶。消息传回国内，引起轩然大波，自尊而敏感的中国人感到十分屈辱。
一方面是不断传来的西方文明资讯，另一方面则是本国落后的工业现状，这都深深刺激了有抱负的官员和知识分子。许多人开始主动前往国外参加世博会以开阔眼界，并著书立说，介绍新知。郑观应在当时风行的《盛世危言》中表示，举办世博会不但可以“兴商”，更能“立国”。而此时，工业在许多人眼中，已经成为“救国”的方式，他们希望通过发展经济、科技，进而带动教育和政治的进步。
此时，知识分子们希望的已经不只是先进的技术。有人注意到，在1904年的圣路易斯博览会上曾出现过孙中山的身影。这个赞叹“此为全球开辟以来的一大会”的人，正探求一种完全不同的救国道路。
戊戌变法已经失败了近10年，内外交困之下的清朝政府开始酝酿最后一次变革。这些变化反映在它对世博会的态度上。在圣路易斯博览会上，清政府颁布了《出赛会通行简章》，开始对中国商人参加世博会进行规范。第二年，受命出国“考察宪政”的五大臣，被意大利的米兰世博会深深震撼，回国后立即上奏折建议学习。
这个帝国在它生命的最后阶段，终于放弃了对世博会、对西方文明的惊惧和排斥。
（《中国青年报》2010.1.4 张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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