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方在世博会的首张照片,摄于1904年圣路易斯世博会。
1910年,辛亥革命在即,清政府风雨飘摇。这当口,出版商人张元济从国外寄回了几封信,发表在报纸上。这些信的作者是
张元济和那个时代几乎所有知识分子一样,相信去西方旅行可以得到救国的启示。但7次踏进世博会会场后,他首先感到了羞愧。他的国家,人口世界第一,却只在不显眼之处有个小展馆,规模不但无法与法、德等大国相比,甚至还比不上袖珍小国摩洛哥。他那地大物博的祖国,展馆里商品匮乏,数来数去,只有漆器、刺绣等老花样,尚不如苏杭一家杂货店里种类繁多。最让张元济感到羞愧的,也许是外国游客的反应:展场冷冷清清,西方人绝少光顾、驻足,即便偶然经过,也是“指指点点、摇头蹙额,旋即转身离去”。
寄自海外的这些信件,深深刺痛了许多国人。一场世博会让人看得很清楚:这个天朝上国,在世界上已经如此羸弱!
一
若干史料表明,1851年英国兴办世博会,是为了开拓市场、展示国威。忙于修建水晶宫的英国人未必料到,他们给远在东方的中国,带来一个打量世界的契机。
已很难想象,1876年李圭初次进入世博会是何心情。在位于美国费城的会场里,这个中国海关文员面对叫不上名字的机械和发明,在书里记下惊讶和感慨。作为第一个代表官方参加世博会的中国人,李圭在他的《环游地球新录》里,详细描绘了蒸汽机和打字机,并忍不住在描绘的末尾加上“是可异也”的感叹。此外,他还在书里对西方“政治之善”进行探讨,介绍当地妇女地位的平等,并对国内鄙夷现代机器的心态进行反驳,强调“凡机器之可以利民者”,不应废而不用。
二
在世博会上,李圭还看到了中国幼童在美国学习的英文作业。这些幼童于1872年由“留洋事务局”选派,并资助前往美国留学。费城世博会期间,117名中国幼童在中国官员和美国教师的陪同下,来到会场参观,并成为当时费城的重头新闻。
李圭在会场上问了幼童们几个问题,对于世博会的益处,有的幼童称“新器善法,可仿而行之;又能联各国交谊,益处甚大”。这些回答“简捷有理”,让李圭盛赞西方教育的优越。
不过,让李圭欣喜的事物,在国内则引起许多惊恐。守旧者攻击称,幼童们传统文化基础薄弱,恐怕西学未精,而传统已先丢掉,即使学成回国,也“无益于国家社稷”。而奉命在美国监督幼童的官员,甚至因为幼童跟自己对话时目光直视,而感到不满。在种种非议声中,1881年,清政府裁撤了“留洋事务局”,将幼童全部撤回国内。这次培养人才的努力草草夭折。
留洋美国的经历,到底给这些中国少年留下什么,已无从考证。但回国后,他们有的成了清华学院最早的校长,有的主持修建了中国第一条自主铁路,也有的成了中华民国的总理……
而李圭的《环游地球新录》则在知识分子中引发了一股世博会热潮。据维新变法的领导者康有为回忆,他曾深受这本书的鼓舞。
三
尽管每次都收到邀请,中国政府直到1873年才第一次派代表团参加在维也纳举办的世博会。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奉命组织此次参展。他积极征集民间商人参加展览,并利用自己的关系,与西方国家进行沟通。
中国的展品尽管只集中于茶叶、丝绸等特色展品,但参观者对此交口称赞,奥地利皇帝因为中国代表团的贡献,特地为每一个参展者颁发了勋章。中国第一次像一个大国一样受到尊重,这也许激发了清廷此后对世博会的兴趣。而作为此次世博会参展的功臣,赫德也从此牢牢把握着世博会代表团的组织者身份。在他的组织下,从1867年至1905年,中国先后参加了29届世界博览会,这些参展经历,拓展了中国人的视野。赫德曾表示:博览会一个紧接着一个,“引起了中国对其他国家现状的好奇。由于中国赴会展品很受青睐,中国人不愿参加世博会的观念逐步改变了”。
四
最早参加世博会的中国人就已经发现,在电灯、电话、先进机器等展品中,清帝国的展馆所能提供给世界的,永远都是绸缎、茶叶、瓷器等。在几届世博会期间,因为中国的展品中包括绣花鞋、刑具等物品,曾引起华侨和留学生的激烈愤慨,认为这样的展示扭曲了中国形象。
对中国人最大的刺激,也许发生在1904年的美国圣路易斯博览会上,中国展馆展出了一组人物雕像,有苦工、乞丐、娼妓、囚犯、鸦片鬼等,被认为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种种丑恶。消息传回国内,引起轩然大波,自尊而敏感的中国人感到十分屈辱。
一方面是不断传来的西方文明资讯,另一方面则是本国落后的工业现状,这都深深刺激了有抱负的官员和知识分子。许多人开始主动前往国外参加世博会以开阔眼界,并著书立说,介绍新知。郑观应在当时风行的《盛世危言》中表示,举办世博会不但可以“兴商”,更能“立国”。而此时,工业在许多人眼中,已经成为“救国”的方式,他们希望通过发展经济、科技,进而带动教育和政治的进步。
此时,知识分子们希望的已经不只是先进的技术。有人注意到,在1904年的圣路易斯博览会上曾出现过孙中山的身影。这个赞叹“此为全球开辟以来的一大会”的人,正探求一种完全不同的救国道路。
戊戌变法已经失败了近10年,内外交困之下的清朝政府开始酝酿最后一次变革。这些变化反映在它对世博会的态度上。在圣路易斯博览会上,清政府颁布了《出赛会通行简章》,开始对中国商人参加世博会进行规范。第二年,受命出国“考察宪政”的五大臣,被意大利的米兰世博会深深震撼,回国后立即上奏折建议学习。
这个帝国在它生命的最后阶段,终于放弃了对世博会、对西方文明的惊惧和排斥。
(《中国青年报》2010.1.4 张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