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37岁的顾准被撤去上海市财政局长职务。关于这次撤职，没有档案材料，只有一份当年2月29日新华社电讯稿的几句话：“顾准一贯存在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自以为是，目无组织，屡经教育，毫无改进，决定予以撤职处分。”在人人穿黄布军装的年代，一个穿
撤职没有具体原因，顾准连检查都不知道该怎么写，他想写民主评议的事，被人叮嘱不要写这个，他连批判他的会议都没权参加，市委简报上的顾准检查，是由他的继任代写的。从他的日记来看，从来没有过灵魂深处的破裂，他的独立性保持终身。
他只是要求复查撤职事。被驳回，答复是六个字：“此事已经解决”。
学者朱学勤曾经提过一个问题，即，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并不缺少道义激情，也不缺少思想勇气，却没有一个人像顾准走得那样远，挖得那样深。顾准并非天才，他的思想是一步一步形成的，可以看到他一根一根把脑袋里的桩子拔掉的过程。这也是他的可贵，因为这意味着这种路径其实人人可为。刚离开高位的时候，他的思想其实还比较正统，很典型的在体制中成长起来的人，认为自己命运的原因只不过是遭人陷害，没想过要做更深的反思。只是回头看自己身居高位时的傲慢之感，觉得好笑，说那时只是“小职员哲学”――徒有一点囫囵吞枣的报章杂志的学识，却才子式地乱闯乱撞。
一月之后，他找了几本初等几何、代数、微积分开始学习数学，觉得在阶级斗争和政治动向之外别有天地，他试图沉浸在与人世无关的理性里。不过，他很快跨越对三角尺和圆规的单纯迷恋。他说研究经济一定要研究历史。他开始研究西方史和中国史。书尽管有限，但他已经可以直接阅读到凯恩斯和斯密的原作，自己动手改译《资本论》。
知识让人求实，逻辑让人求是。但是，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在一个会把人席卷而去的时代，他怎么能在风暴中趴在地上紧紧抠住这两颗石子，而不被吹走，甚至连气息都不沾染？顾准后来说过，那一年的生活让他养成读史的习惯。这种习惯的好处就是样样东西都要自己学着去判断。
1960年，他被划为右派。他在日记里写道：腰不好，拿的又是短锄，有时只能双膝跪在泥里，靠双臂支撑着爬行。双膝破损，臂膀全部红肿了，手掌也血肉模糊，很难拿笔。但他写道：“也只是在这样的环境条件下，才有机会学习我国的农村经济这门课。”
他在日记里写下所见的浮肿、死亡和人相食的惨剧。我读到这儿，以为他这种让人心寒的冷静是来自斯宾诺莎式的史观：不赞美，不责难，也不惋惜，但求了解认识而已。但是再翻后几页，他回忆“写这一段时心脏一阵阵绞痛”。他所做的一切研究，一切的幻灭和重建，是为了这块土地上的人，活生生的人，还有我们这样的后代。
1960年之后，到他第二次被划为右派为止，将近10年，他没有日记留世。他着手翻译经济著作，译稿约40万字，1968年8月监督时开始搁笔。事后他说：这是一个非常的历史时期，冷眼旁观这一切，只当是在“读史”，看中国向何处去。
他并非刻意宁为玉碎，但他始终有自己的底线。与他一起下放的吴敬琏说，我还清楚地记得在一次无端指责他偷奸耍猾的地头批判会上，他冒着雨点般袭来的拳头高昂头颅喊着“我就是不服”的神态。他可以接受自己是牛鬼蛇神和反革命，但他不接受道德上的泼污。
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历尽劫难之后的上世纪80年代开始沉痛反思，回到巴金式的常识：没有神，也就没有兽，大家都是人。而顾准却在“文革”没有结束的年代，不仅要做一个人，而且已经对神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这种智力上的进取，不是跪倒在世俗权力脚下的头脑能够创造出来的。
（《中国青年报》1.12 柴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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