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翔”的今昔
这是20世纪20年代初上海一个平常的晌午，一位天主堂修女出现在裁缝铺，她亲切地告诉小裁缝：“上海现在太缺少能够缝制西式服装尤其是女式西服的裁缝。我虽然
这天大的好事突然降临到小裁缝的头上，使他一时还来不及回过神来。就这样，这名来自董家渡天主堂的修女，便成了这个名叫赵兰春小裁缝的师傅。赵兰春果然不负师望，他掌握了缝制女式西服技艺后，不久就传授给了两个分别叫奚阿根和张韵洲的徒弟。后来，张韵洲又将技艺传给了儿子张凤歧，还谆谆告诫儿子，希望你日后也能将这门技艺传授给值得信赖的徒弟。
当张凤歧开始考虑再传徒弟人选的时候，张凤歧的朋友将一个14岁的少年领到了他面前说，这少年是上海浦东南汇县横沔人，曾在一家中式裁缝店当过一年学徒，这少年学技艺很用心，肯吃苦，人也聪明。
张凤歧收下了这个徒弟，并戏谑地对朋友说，我同意收下这个少年，是我一眼看出他的面相好，他这张脸，像似好人的“料”。这个少年就是金鸿翔。
金鸿翔确实没让师傅失望，20岁时，他已经操练成了一个技术高超的女式西服裁制高手。就在那一年，金鸿翔远在海参崴开裁缝店的舅舅希望他能去那里。此时，张凤歧也觉得金鸿翔可以去闯荡一番，见见世面了。
离开上海的金鸿翔，很快就在海参崴以一个女式西服裁制高手崭露头角。但这个时候，远在上海的父母接连发给他急电，将他召回了上海。父母希望儿子在上海成就事业。金鸿翔白天在“悦兴祥”西式裁缝铺做师傅，晚上去夜校学习英文。这样的日子，从1924年一直坚持到1926年。
之后，金鸿翔在海宁路开设了自己的西式服装工场。1927年，他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张家花园三开间门面的马车行，开设了一家西式裁缝店，挂出了一块醒目的中英文招牌：鸿翔Hong Xiang Ladies Tailor Shop鸿翔时装公司新式服装不断面世，引领着上海女式时装新潮流。
“童涵春”的药是苦是香
“童涵春”与“蔡同德”、“胡庆余”、“雷允上”，曾被誉为上海国药业中著名的四大户。童涵春号创建于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创办人是生于世代经商之家的童善长。
1897年前后，童涵春堂已经从当时的一开间门面，发展到了三开间五进深门面的大店。到了1932年，全年营业额达60余万银元，存货有4万余银元，还在市区购置了不少房产。
毫无疑问，对一家药号的声誉来说，关键还是看它的“镇山之宝”――药品本身有无长处。童涵春堂除了卖药外，还另设工场，精制饮片，搜罗验方，博采众方，遵古法制。在选料上，如党参采用西潞党，白芍采用东白芍，杜仲采用神字仲等。不少品种如淮山药、北沙参、广玉金等，进货时都由专人亲自挑选，力求精益求精。除此之外，童涵春堂还设有刀房、原货房、细货房、格斗房、拣药房等等，各房分工负责把关，且相互制约，如果购进的原药材不符合标准，原货房可以拒收；刀房切片不符合规格，格斗房可以要求返工……这些都显示了童涵春堂在经营上的先进理念。
不过到了童涵春堂第六任经理童广甫手中时，由于利用企业资金投资失败，不得已于1932年将童涵春堂出盘，改为童涵春堂兴记，从此由童氏独资开设的药店，变为有其他股东投资的合伙组织。
“八一三”抗战爆发，南市沦陷，童涵春堂被迫停业。童涵春堂第八任经理孙以康将位于法租界、即后来的延安东路493号货栈经过一番装修后继续营业。
1947年，南市小东门童涵春堂经过一番准备，重新开张营业。从此两家童涵春堂兀立东南与西北，互为呼应，名声越加显赫起来。“文革”时期，两家童涵春堂一家易名“人民药品商店”，一家易名“解放药店”。
1988年，在南市老城厢又增设了老城隍庙童涵春堂国药公司。今天，三家童涵春堂在上海已然形成鼎立之势。此后又增设了多家连锁店，使童涵春堂成为上海规模最大的中药店。
三大“祥”上演“龙虎斗”
旧上海绸布行业有三大商号：协大祥、宝大祥、信大祥。
在“协大祥”出现前已有一家叫“协祥”的商号挂了牌。在这家叫“协祥”的商号里，有两个小股东，他们是“协大祥”的创始人!一个叫柴宝怀、一个叫丁丕山，均来自浙江宁波。
20世纪初叶，柴宝怀、丁丕山决定改变当下绸布业的经营理念，准备合股开一家洋布店。这时正逢设在小东门外的“四大正”洋布店闭歇，柴宝怀、丁丕山很顺利地就将它盘了下来。两人为此又几经合计，决定物色一个代理人――在“协祥”的小职员孙琢璋出任“协大祥”的经理。
在为新商号起店名时，3人的一致意见是希望彼此从此通力协作，使这个在上海滩上新出现的商号发展得比“协祥”更具规模，那干脆就给新商号起名“协大祥”吧。
1912年8月18日，“协大祥”正式开业，而开业之初，就挂出“真不二价”的金字招牌，每样商品均实行明码标价，同时开始开架供应，实行了商家对顾客的零距离售货，这着实成了市场经济和商业社会中的一大新闻。
接下来“足尺加一，薄利多销”的营销手法也在同业中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当时棉布零售店都是按尺论价，同样商品的每尺单价大致相同，但因使用的是虚尺，各店标准不一，顾客剪了布回家一量，往往不足原先买的尺寸，做不成本来想做的衣服。而“协大祥”针对这一弊端，在一开始就用定尺，并且每尺加放一寸，而售价却与同业的虚价相同。这种“足尺加一”的做法，实际上等于比同业便宜十分之一以上，深受消费者欢迎。
一时间“协大祥”可谓名声大噪。正当“协大祥”在孙琢璋的精心经营下声誉日隆之际，“协大祥”、“宝大祥”、“信大祥”的诸“祥”竞争大戏，开始在上海滩上拉开帷幕。
抗战爆发，“信大祥”瞒着“协大祥”，盘进南京路大沪银行原址五开间的店面作为第一分店开始营业，渐渐在南京路上崛起。以后又在南京路开出第二分店。见了这阵势，“协大祥”、“宝大祥”焉能甘心，不久也相继立足南京路。
“协大祥”继“宝大祥”在金陵中路盘得状元楼菜馆的房子开设新号后，遂通过关系盘得西藏路“大世界”下面的大利春菜馆门面而开设“协大祥”第二分店。1938年4月在八仙桥附近盘到万顺丰棉布店及隔壁王昌泰烛店，打通为五开间的店面，则为“协大祥”第一分店。
诸“祥”有序或无序的竞争，势必两败俱伤，于是联合的念头开始在他们脑子里萌生。终于，三大“祥”于1941年成立了联谊社，竞争之势暂告“解体”。
（《文汇报》1.9 陆其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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