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社会道德的滑坡是一个无法否认的现实，但滑坡的原因是什么，以及如何重建道德，却人言人殊。有的人认为道德的衰败是因为丢掉了传统文化，要想重建道德，非把孔夫子请回来不可。这种看法很值得怀疑。社会道德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它牵涉到社会财富的丰富程度和分配是否合理、社会资源的占有是否公平公正，以及法
不可高估儒学的作用
在两千多年的漫长时间里，儒学作为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对汉民族的凝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可以说是厥功至伟；对于封建社会秩序的建立和稳定也功不可没；对于人们的道德修养也产生过一定的作用，培养了范仲淹这样道德高尚、出将人相的杰出人物。但是，儒学在道德教育方面的历史作用不可估计过高，在解决现代社会的道德危机方面的作用也不可期望过高。它最大的缺陷是过分强调个人的内心修养而轻视制度建设。它既没有宗教的精神约束，也没有世俗的配套法律。因此，它不仅不能约束帝王的行为，也不能约束官员的行为，否则不能解释为何历史上出了这么多的昏君和贪官。儒学对大众的影响也仅限于忠孝之类，与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公共道德几乎没有关系。
如果我们考察真实的历史而不是想象中的历史就可以发现，在儒学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年代里，人们的道德水平并不比现在高。明、清两代的中后期，社会道德都一塌糊涂。我们不妨拿出一个例子来。1910年到1911年，东北和华北流行肺鼠疫，死6万人。1911年1月8日《盛京时报》有一则新闻，说12名俄国人应邀到哈尔滨傅家甸一个轮船管带家中作客，“入街处，见有华人尸身七具，围观之华人约四十名，又见沟内倒毙华人两名，甚至见有卖瓜子华人一名，随地倒毙。最奇者，行路之人尚夺其瓜子分食”，旁有一巡警站岗，问为何不管，该巡警说：“虽倒毙二三日，亦与我无干。”当时乘车之俄国妇女吓得“几乎不省人事”。对他人缺乏关爱，甚至对他人的生死漠然处之，在道德滑坡的当今还可以见到，不过程度已经大不一样。这一点，只要回想一下汶川大地震后的全国大救援就清楚了。
儒学对道德建设不起多大作用的原因是复杂的，除了社会没有公正可言之外，儒学本身的理论严重脱离实际也要负很大的责任。儒学把原始社会的尧舜树为榜样，企图以此规范封建社会人们的行为，要求人们“存天理，灭人欲”，显然是不现实的。既然目标高不可攀，那么，除了空喊口号、言行不一又有什么奇怪呢？
靠什么重建道德
如果看看世界，就可以发现，全世界的人，都曾经对社会道德做过艰苦的探索和研究，有他们自己的招数，有些招数比我们的更加有效。
我最近读到一篇文章，它比较了中西方不同的思路，不同的解决办法。我国传统文化宣传孔融让梨，表扬他把最好的给祖父母，次一等的给父母，再次一等的给兄弟姐妹，最差的留给自己。这种教育的特点是强调自觉。古罗马人不是这样。古罗马军队中曾出现过严重不公平现象，面包由长官分发，他把最大的留给自己，小一点的给亲近的人，最小的给普通士兵。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们没有找一个榜样来教育人，而是着眼于制度设计。比如两个士兵得到一个面包，按规定其中一个负责切割，另一个人则有权首先挑选。这样，那个切割面包的士兵为了防止自己吃亏，就会非常小心，尽量切得一样大。这样的传统延续发展，就是现代西方社会比较重视制度设计，而不仅仅依靠道德说教。
还有一个问题，对道德危机，我们鲜有人将其与政治和经济相联系。西方人和我们不同。两三百年来，欧美的哲学家们曾热烈地辩论如何将道德与市场经济统一起来。他们说，市场经济利用的是人们的物质欲望，或曰动物性，物欲如洪水，它既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也可以唤醒人的动物性。他们探讨，如何将物欲放到一个可控制的范围。如18世纪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和伦理学家亚当・斯密在其名著《道德情操论》中就试图将“富之路”与“德之路”协调、统一起来。总之，他们不仅着眼于道德本身，而是将道德问题放到经济和政治大环境中考察的。
我们今天要重建道德，首先要从根子上做工作，消除道德滑坡的根源。这就是十分注意社会公正，着力建设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不许公共权力进入市场，同时注意改革分配制度，努力缩小贫富差距，这才能改变人的心态。
我们许多道德问题的深层根源还是贫困。“人穷志短”是真理。为政者不能要求大众都能做到“人穷志不短”。多少年的短缺经济使人的心理发生了某种变态。这就要靠发展经济、普遍增加国民的收入来解决。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国社会的道德水平要赶上发达国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当然，能否赶上，还要看我们的发展是否顺利，看努力的程度高低，以及努力的方向是否正确。如果没有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在那里东一头西一头地瞎撞，恐怕就赶不上了。
（《书屋》2010年第1期 许博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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