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氏家族历经晚清、民国、国共之争、新中国成立、反右、文革、改革开放等历史时期，这个家族因为“吃洋饭”，总是身处中西交锋、中西矛盾、中西交流的第一线……
英达，赫赫有名的英氏家族第四代传人，透露了这个神奇家族的成功奥秘：“我们家一代一代都在做的事情就是3个字――学外语”。
英达的曾祖父英敛之是清朝末年中国天主教代表人物，他创办了《大公报》和辅仁大学。他也是通过教会的渠道睁眼看世界的第一批中国人。
英达的爷爷英千里12岁就赴欧求学，精通英文、法文、西班牙文和拉丁文，1948年后到台湾，编写了从初中到大学的系列英文教材，余光中、马英九都是他的学生。
英达的父亲英若诚从小在教会学校念书，英文讲得不逊母语。
英敛之：创办辅仁大学
英敛之22岁便笃信天主教，他与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往来密切。戊戌变法失败后，英敛之亦在清廷的缉拿名单上，他带着妻儿先后避难于香港、越南，其后落足天津。
独生子英千里12岁时，英敛之就送他到英国去学习强国之术。英千里走后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8年后，他才第一次回国。
因为主张“全盘西化”，英敛之也闹了不少笑话。他提倡穿西装，找了个日本裁缝做了套西服，勇敢地穿上，到劝业场逛了一大圈，为的是叫“长袍马褂们”好好看看。
他自己穿西服不算，还想在全家推广，苦于弄不清西方女性服装的式样，就托人到哈尔滨买了一套，让太太穿上拍照。
1924年，英千里自欧洲回国成亲，英敛之意识到儿子虽精通西学，却连中国字都写不好，更不能指望他干预时政。
自1902年创办《大公报》到1916年将报纸盘售给其他股东，英敛之对西方世界的全意推崇早已被现实打破，儿子的教育“失败”，是他“全盘西化”的又一大挫折。
他的信仰世界也在变化，对教会无比忠诚的他开始反思教会在中国土地上的作为。
1917年，英敛之上书罗马教廷，力主在中国开办天主教高等教育学校，1925年，罗马教廷亲自委派美国本笃会来华办学。
这所大学就是亚洲惟一一所由罗马教廷直接设立的天主教名校辅仁大学，校名是英敛之取的。他还创办了北京第一所女子中学――静宜中学，英若诚的母亲蔡葆真女士刚过门就当了这所学校的校长，时年19岁。北京培根小学也是由英敛之创办的。
英千里：改变家族命运
对于英家人来说，英千里才是真正改变了家族命运的人。他和妻子蔡葆真一共生了9个子女，长女七香、次子若敬患病早逝，其余几个孩子依次为若勤、若诚、若聪、若采（女）、若识、若智、若娴（女）。
英千里回国后先是在辅仁做教授，后为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教授英国文学。那年头，同时打三份工的英千里最多时一个月能拿到1000块大洋。他在京郊买了别墅，每年夏天，一家人就坐着马车从城里到温泉别墅度假。
英千里也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他的孩子们全都受了洗礼，都有教名，英若诚从小就担当教堂祭坛独唱，祷告和赞美诗也是他们家庭生活的一部分。蔡葆真也同样是一名天主教徒，精通英文和法文。
这样的夫妻在同时期的中国并不多见，蔡葆真奉行“树大自直”的教育理念，给予子女最大的自由空间。英千里即便给孩子们立规矩，也“总是很绅士”。
英若识对父亲印象最深的是晚上的“床边故事会”，“我父亲有3间书房，我们从小就在里面胡乱看书。晚上他情绪一高，就把我们叫去讲希腊神话，每天讲一段，讲得特别生动，我们特别感兴趣”。
抗日战争爆发后，英家失去了这份喜乐平静。英千里和辅仁大学的一些爱国人士秘密成立了地下抗日组织“炎武学社”，在学生中宣传抗日思想。1942年日伪特务机关把他抓进监狱关了3个月，用尽刑罚，一无所获，只好将他放了。
英若诚当时从天津圣路易中学毕业，已经获得免试进入剑桥大学的资格。英千里与儿子长谈了一次，“当初你爷爷把我送出去，是希望我从小了解西方世界的科技和文明，将来好为自己的国家做事，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造成我一生无法弥补的欠缺。我12岁出国，24岁回来，完全不了解中国社会，很多想做的事情都做不了。”他劝儿子以自己为鉴，放弃剑桥，改在国内上大学。
英千里告诫他的子女，“长大之后，一不可为官，二不可从艺。”英若诚清华毕业后跑到北京人艺当了演员，后来又官至文化部副部长，这些都是老爷子料不到的。
1948年12月，北京已被解放军围城，英千里作为国民党政府“大陆人才抢救计划”中的重要人物和胡适等人匆匆飞往南京。他到台湾后与政界再无瓜葛，专心教书。
英千里走后，蔡葆真带着7个孩子艰难谋生，她卖了一些古董维持生计，凡是在读的孩子，一个都不让他们中断学业。她把丈夫寄来的路费都拿去还了债。1950年前后，她写了封信让丈夫再寄一笔钱，这封信下落不明，家人从此与英千里失去了联络。英千里在台湾恪守着天主教徒的生活准则，一生没有另娶。
英千里辞世后，蒋介石为他亲笔题写了一块匾额，上书“教绩孔张”4个大字，蒋经国亲自主持了他的追思会。出殡那天，为他抬棺的全是立法委员。
1993年，英若诚在马英九帮助下去台湾访问。他去给父亲扫墓，这是他与父亲的最后“团聚”，此后他的身体状况恶化，再没有踏上台湾的土地。
坎坷的第三代
有个潜逃到台湾的国民党要员老爸，对于英家兄弟来说，是个摘不掉的黑帽子。
当时，英若聪在清华大学建筑系任教，是梁思成的助教，教师团支部的书记，党组织重要的发展对象。没想到1957年“反右”开始不久，他就被错划成“右派”，被从清华教育队伍中撵了出来，当了工人阶级。这段经历他很少对子女提及，英壮只知道父亲在建筑工地上什么工种都干过。
因为这一番折腾，英若聪成了兄弟几个中身体最差的一个。严重的心脏病一直伴随着他，因为教龄被耽误，一直到很晚才评上高级职称。
英若聪被打成右派只是英家几个子女遭难的开始。很快弟弟英若识也被群众专政了，原因是他托同事的朋友打听自己的父亲英千里是否还活着，革命群众给他定下了“妄图和海外联系，图谋不轨”的罪状。
英若识的双胞胎弟弟英若智的日子也不好过，他是搞水利的，偏偏喜欢画漫画。有一天，他画了一只猫蹲在窗边看月亮，被革命小将发现，认为“猫”与“毛”同音，认定他是在攻击伟大领袖。“洋墨水”喝得最多的英若诚，遭遇比几个弟弟更坎坷。
1952年起，时任北京市长彭真直接授命他利用自己的海外关系，了解西方动向，为组织搜集情报。结果，1968年他以“美苏双重特务”的罪名被捕入狱。
他在北京、河北等几座监狱过了3年牢狱生活，他的妻子吴世良在他被捕的第二天也被抓了。他们16岁的女儿英小乐被送到内蒙古插队，7岁的英达被迫流浪街头。
自由选择的第四代、第五代
老英家人才太多，英达曾说过：“有时，我觉得自己挺牛的，再一想，还是不行，老几辈儿人那种文化地位和历史作用咱还是没达到”。
从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20多年过去了，这个家庭已经完全国际化了。英宁的小姑姑英若娴最先去了美国，现在美国从事物理学研究。其后英若勤的儿子英健和女儿英明、英达的姐姐英小乐、英壮的妹妹英凡、英宁的妹妹英悦等人也都出国发展了。
英家第五代有十余人，一半以上都在国外成长。英达与宋丹丹所生的儿子英如镇（满族名巴图）已经长大成人，从英国留学回来，也宣布要进入演艺圈。英达与梁欢所生的小儿子英如镝则运动天赋出众。
英壮和英宁还坚守在情景喜剧生产第一线，巩固着英家的文艺阵地。
（《南方人物周刊》2010年第4期 徐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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