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国内专家认为，在宏观经济复苏的背景下，上调最低工资标准有利于增加个人收入，有利于迫使企业增加产品附加值，有利于扩大内需。相反，主流经济学却认定，实行最低工资标准会导致失业，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会导致更多失
企业一旦雇佣了工人，资方和劳方之间就确立了一种契约关系，但并不是双方所有的权利和义务都可以写进劳动合同，一些关键条款即便写入劳动合同，却无法向第三方证实。例如，劳动合同固然可以规定“工作勤奋应该额外奖励”，但是究竟怎样才算“工作勤奋”呢？一旦工人勤奋工作，每天加班加点，到结算工资时资方完全可以不认账，说“你并不比其他工人更勤奋”。
一旦诉诸法院，法院对这种双方都知道但是没有确凿证据的行为难以裁定。在这种背景下，政府通过法律法规的形式对劳动合同的某些部分规定一些“硬杠杠”，其实是将一些难以证实的灵活条款变成了可证实的刚性条款。试想，如果没有最低工资标准，那么在最坏的情况下，辛苦劳动一个月的工人可能连一分钱都拿不到。在经济形势转暖并且面临通货膨胀的情况下，适时地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相当于提高了工人的谈判地位，保障了在岗工人的合法权益。
对单个企业来说，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肯定提高了雇佣成本，这的确会在边际上减少雇佣，在这一点上主流经济学并没有错。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在劳动契约不完全的情形下，单个企业的敲竹杠行为会给其他企业乃至整个行业带来负面效应，导致劳资双方的摩擦成本提高，并影响到行业的声誉。因此，政府制定最低工资标准并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实际上约束了单个企业的行为，给整个行业带来了正面效应。
（《21世纪经济报道》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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