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天话”：知识分子担当责任的独特方式

2010-02-09　来源：文摘报　 我有话说

西方知识分子以为学、求知为使命，知识则以达到普遍性和确定性为目标。为了达到普遍性与确定性，西方思想家习惯以纯概念为对象进行逻辑推演，并对知识大厦的基础进行反思。这种演绎和反思看似远离现实，但其社会效应是革命性的。例如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推论方式，简直像说天话，与人间无关。但这几句“天话”却导致思想领域的哥白尼革命，因为它确立了人的主体地位，把西方以神为中心的宇宙秩序和价值框架给颠覆了。

说“天话”的习惯在西方知识分子中很普遍。康德问先天综合判断是否可能，黑格尔确立“绝对说不出什么”的绝对精神，都给人不食人间烟火的感觉，但西方社会完成启蒙和现代化，离不开这些“天话”。

中国知识分子缺少讲“天话”的学术单纯，他们不以自己为纯知识的生产者，而是治国平天下的儒生。人们对纯粹知识没有兴趣，心思过多聚焦在设计“救世良方”上。

诚然，知识和思想终究要为社会服务，有的知识分子也需要去“经世致用”，但知识分子还应该有自己担当社会责任的独特方式，这种方式是社会必需而其他群体又不可能胜任的。显然，这只能是知识的生产与传播。坐而论道，为科学而科学，批判知识的前提与基础，敲定知识、价值的普遍性与确定性，以概念辩析、理性建构、逻辑演绎、数量运算等纯知识的方式来更新人们的视野，以“说天话”的方式来建构新的理念，这才是知识分子应有的常态。

（《中国社会科学报》1．26　孙美堂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