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狱中老去
十四监区是河南省第三监狱最特殊的一个监区。这儿关押着一群老年罪犯，施以有别于普通犯人的管理。监狱安装有可供老年犯上下楼的电梯，监区配备有洗衣机、太阳能热
和其他监区相比，十四监区明显要冷清许多，副监狱长张玉周说，约八成老年犯的亲属很少前来探视。
有人提出，这些对社会已无危害力的老人，在减刑、假释条件下是否能提早让他们回归社会？但更多人指出，问题是如何安置他们的狱外生活，因为一些人根本就不愿出狱，他们早已被监狱与时间体制化。孙来有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
2009年10月24日，出狱那天，孙来有歪斜在轮椅上，狱警捏着他的手指，在释放证上按下手印。按规矩，犯人出狱前得留头发、洗澡、换下囚衣，以迎接新生活，而这个86岁的老囚犯憋出浑身气力，双手拽住袖口，阻止狱警为他换新衣。
很难想象，这个奄奄一息的老人，偷过钱、扒过车、强奸过少女，半辈子五进五出监狱。方寸之地，孙来有度过了人生43年的光阴，然而他哭闹着不愿离开。没有人接他回家，准确地说，他无家可归。
狱警根据他提供的家庭电话一个个地打，要么是空号，要么立刻挂断。在孙来有的卷宗里，唯一能找到的亲属笔录来自他的堂妹，“你们枪毙他算了，其他的也没啥要说的了。”
“最好”的时光
没人能完整叙述孙来有的过去，他自己讲话也已含糊不清。直到出狱前三个月翻阅他的卷宗，才把这个86岁老人的过往零碎拼凑出来。
1923年，孙来有生于河南省漯河市，解放前参加过国民党青年军，官至排长。解放后，在漯河铁路局做行李房工人，1954年因偷了30块大洋被判入狱一年。在押期间，孙来有因抗拒改造，被加刑两年。之后的三次犯罪，间隔都不超过三年，都是因为盗窃。
孙来有说，第一次刑满释放，他还有家可回，第二次就找不到妻女了。他一度被堂妹收留，后来因争吵被赶了出来，那是他最后一次见到家人。
1957年，第一次出狱时，孙来有已经快40岁了，没技术、没土地、没户籍、没“单位”。之后的每一次出狱，他面对的都是一个无法适应的新时代。
1988年“严打”期间，孙来有偷了一包百货用品，被判入狱八年。1996年，第四次刑满释放的孙来有在漯河农村找到一份看瓜棚的活儿，在那个瓜棚里他强奸了一个未成年少女，法院以奸淫幼女罪判其有期徒刑17年，那一年，他已经73岁。
孙来有在河南省第三监狱的档案显示，在这里的13年里，他从来没犯过错，打扫厕所、照顾病号，小心谨慎得像个小学生。
监房里住16人，年老者统一安排睡下铺，每间房配备有独立的卫生间。这是孙来有住过最好的地方，狱外不多的自由时光，他睡过天桥、进过收容所，还住过瓜棚。
初中毕业的他已经对外部世界失去了感知，他不知道什么是“奥运”。他是监区里唯一一个把“警官”喊成“政府”的犯人。有狱警批评他，“几十年前的老叫法，还总改不过来，以后出去了你怎么适应？”孙来有立刻回答，“是，政府！”
“政府，我想回监狱”
时光已然流逝，出狱的日期越来越近。监狱警官每次将联系家人的最新进展告诉孙来有，都会引起他长时间的哭嚎。
然而，无论如何，他必须按时出狱，“监狱毕竟不是福利院。”监狱警官说。2008年，司法部要求全国各监狱，将刑满释放人员交到亲人、村委会（居委会）、司法部门等手中，以降低重新犯罪率，稳定社会治安，确保北京奥运与60周年国庆安全举行。此前，河南三监及全国其他监狱也启动过无缝对接，主要是上门说服心灰意冷的家人，及与当地司法、民政部门协调安置好刑满释放者。
对河南三监而言，这么多年，超过80岁且无住所、无亲人、无户籍、送不出去的人迄今只有孙来有一例。所有被监狱找上门的单位都拒绝接受孙来有，他们有他们的道理，在福利资源尚稀缺的情况下，为什么要将昂贵的医疗费和低保名额用在一个刑满释放人员身上？
最终，漯河市敬老院答应接收孙来有。被强行送到敬老院最初的几天，孙来有脾气很大，常常抱怨护工没有全天24小时伺候他，要求换人，否则向“政府”告状。过了一星期，他才逐渐意识到，这儿的护工照顾他，并不是为了加分减刑。
一个月后，监狱警官到漯河敬老院回访，蜷缩在床上的孙来有立即展开双手，伸向警官，“政府，我想回监狱”。
2009年12月底，孙来有病逝于漯河敬老院。
（《老年时报》2.1 潘晓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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