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人国人同命不同价”，“城乡人口同命不同价”。“同命不同价”的问题之所以如此敏感，
首先，人的生命是不能买卖的，所以不存在命的“价格”，“同命不同价”本身是一个伪命题。我国人身损害的原则是:赔偿即补偿，死亡赔偿金相当于“死者受到的损失”（而非“命价”），其计算基础应该参照死者生前收入水平和预期的收入。不同人的收入和生活成本是不同的，赔偿当然也会相应有所不同。陈锐是新加坡人，其收入明显高于当地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人均纯收入，自然获得的赔偿较高，而且本案中赔偿金也只有80万元不到，远未到“天价赔偿”。
其次，本案跟“民族大义”有关吗？被告方深圳市人保公司代理律师称:因为外国的经济较我国发达，生活水准比我国高，就给外国人高于我国国民的待遇，是对我国公民的不公平。保险公司隐隐将问题指向了外国人“超国民待遇”问题。这似乎远离了问题的本质，易触发无谓的民族主义争吵。所谓国民待遇，就是外国人跟国人一样适用中国的法律，但中国自己的相关法律规定，外国人和中国人适用不同的赔偿标准，结果赔偿金额悬殊，这就不能扯到“民族大义”上了。
中国的“同命不同价”的问题在于:中国城乡差距、地域差距严重，以及中国人与外国人的收入差距严重，且又由于人口的大范围流动，所以同一个案子里适用不同的赔偿标准时，就显得很不公平了。要使中国公民和外国公民得到相同的赔偿待遇，只能提高中国国民的收入水平，而不是晃动民族主义的旗帜。
(《北京青年报》2.25 沈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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