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为何停拍
大约是2008年5月份，上海的一家拍卖行转来一份史料，说是杨虎城的日记，让我看一
杨虎城将军过世70多年了。他在世时，没有人听说他写日记，相反，现在看到杨虎城周围人的回忆，都是说将军识字不多，文化不高，连讲话稿都是将军口述、秘书记录下来形成文字。反正，杨虎城将军不喜欢写东西就是了。虽然这样，杨虎城将军在西安事变以后，到北美、欧洲考察军事的时候，却形成了一部日记。这部日记，曾被全文发表在解放后出版的一些纪念文集里，比如，档案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杨虎城将军与西安事变补遗》一书，其中收录了这部日记，虽然有错误，但却大致是全本。
在后来日记没有被拍卖掉的原因，拍卖行负责古籍善本的崔尔平先生来电话说，西安事变纪念馆曾找到拍卖行，有国家文物局的专家陪行，他们的最大遗憾是这份日记不是原本，所以没有买下。
离开中国
西安事变之前，内战如箭而形势如弦，此后这根形势的弦便悄悄地松弛，这种变化的发生乃以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个人付出命运的代价为前提。杨虎城付出的代价是交出兵权。1937年6月29日，杨虎城从上海坐船开始他的去国之旅。
杨虎城的孙子杨翰出了一本《杨虎城大传》，收集资料最全，书里说杨虎城识字不多，但口才很好，讲演很出色，所以民国时有言论集行世。通常来说，写日记是文化人的习惯，杨虎城不是文化人，也没有这种习惯，但这次出国，杨虎城特地征召了一个人来做他的秘书，这个人叫亢维恪。
也许杨虎城敏感到这次旅行意义特殊，亢维恪的任务之一，就是替他记录日记。因为是秘书记录的，所以里面保存了很多电文。最有趣的是，在杨虎城决定回国以后，他就不再继续口述日记了，但他的可敬的秘书坚持自行做记录，一直到回到香港前一天为止，虽然变得非常短，记的事情也非常小。
亢维恪(1906~1978)，陕西蒲城人。1930年11月杨虎城主陕时，选派一批青年出国深造，亢被选赴英国，入伦敦大学教育学院学习。1934年初回国，先在杨虎城部担任秘书，后在山西省教育厅任督学兼编辑，在西安高中任教员兼教务主任。
杨虎城日记的史料价值是多方面的。其中他对回国抗日酝酿已久，对自身的安全问题也有所警惕。
回国电报
7月8日晚，杨虎城在船上和旧金山侨商交谈时获知中日军队在北平郊外宛平县相持，和随员一直谈论到次日凌晨二点才睡。从这一天开始，杨虎城看书闲谈减少，有时表现得兴奋紧张，有时表现沉默。7月11日，杨虎城决定回国，一电宋子文，一电王炳南，向国内公开了自己的意图。但他的态度遭到蒋介石拒绝。
7月27日在旧金山，杨虎城向秘书亢维恪透露了计划，讲:“我想同你前去欧洲，然后由那里设法回国，明日下午就动身。”这天他召集随员开会，告知其他人“暂留居美国西部，等我到达欧洲后，再决定行止，电知你们”。留美诸人中包括杨虎城的妻儿。8月4日下午3点，杨虎城等二人乘坐著名的诺曼第号轮赴英。8月9日上午9点到英国南萨木敦港，即和来接人员一起去伦敦。来接的人里面，有杨虎城重要的部属。8月11日，杨虎城一行去巴黎。下午5点到巴黎北站。此后，杨虎城一直在欧洲各地宣传抗日，在对手的眼里，杨虎城的表现是非常桀骜不驯的。8月14日，杨虎城会见了同样被赶出国的著名骁将方振武。《日记》里说:“方振武先生来谈，云渠日内将归国。”亢维恪回忆说:“方振武来晤，据说他已决定最近回国，问杨将军怎样打算？杨将军说，正在计划返国。”
当时的计划，是走苏联，经蒙古进陕北解放区。在去苏联使馆签证之前，杨先派亢秘书到中国大使馆说明准备到苏联参观，得到了许可。但杨对回国计划并不保密，接待记者时公开说最近即可成行回国。8月21日，亢维恪去苏联使馆办签证，此后苏联方面始终没有签发签证。一直到10月2日，杨却接到宋子文和王炳文分别拍来的劝归电报。
杨虎城的部属讨论了宋电中的疑点，列出三条:为何不提张学良？为何不用电召回国的形式？其他好友如孙蔚如等为什么没提起这件事？杨虎城表面说，和大家细细商量一下，然后决定行止，实际上已经命令亢维恪在伦敦买好船票，通知杨夫人一行三人由美赴英。但杨虎城还是安排随员樊雨农先行探路，随时电告，以便途中应变。按计划，樊雨农应该在11月21日到达香港，比杨虎城早将近一个星期。但这着棋没有见效。
10月9日这一天是杨虎城口述日记的最后一天。这一天发生了什么呢？日记是这样记载的:“决定本月29日东归，由马赛搭乘法轮，约11月29日到达香港。”
蒋介石翻脸杀人
蒋介石对杨虎城就是送钱、送你出洋，潜台词是:你就不要回来了，不想再看到你，当然，你若擅自回来就是自讨苦吃了！这种政坛潜规则，杨虎城当然不可能不知道。史实很清楚，杨虎城始终一心回国参战，但直至宋子文的那封电报，建议杨虎城“自行回国”，他才成行，所以他不是贸然回国。而且，对自己的安全问题，杨虎城也做了考虑。杨虎城虽然坚忍缜密，但看来确实没有料到蒋会翻脸杀人！而蒋介石从头到尾也没有露出杀机，让他至死都没有产生警惕的机会。
中国是一个拥有悠长政治文化传统的国家，其中包括对政治对手给予尊重和礼遇的传统，这一点在民国时期的政坛上表现得非常突出；当时，西安事变几个主角的表现也可谓这种政治文化的注脚，只是以后事情的发展完全超出了人们的预料。
亢维恪后来改名亢心栽，他没有公布这部日记的全文。据说，这次日记拍卖过程中，西安方面同行表示亢的材料无法找到。如此，则亢记录的杨虎城口述日记原本很可能已经不存于世。现在的日记提供者张协和(1920~1996)，不是亢的家属，他家与杨虎城亦颇有渊源，或者与亢家也熟，所以可以录出这份抄件，可惜没有相关人士的回忆来说明其间的经过。
(《扬子晚报》2.12 张爱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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