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阅读过的多篇预算决议案来看,当时边区参议会对政府财政工作的审查监督并不是“虚”的,其中既有对概算的设计、监督权,又有审查、批准权
而且,边区参议会的功能没有停在“监督”、“检查”和“通过”的层面上,而是深入到了财政税收政策的设计与制定层面。
由于建立了严格的预算监督体制和民主参与机制,相比以往的任何政权,延安最值得骄傲的成就,就是它的高度廉洁。上世纪40年代,几乎所有访问过延安的外国观察者都持同样的看法,边区政府没有敲诈、勒索,官员的廉洁奉公在远东仅见;也正是凭借民主手段,边区政府才能在四面封锁、瘠地养兵的艰难环境下,成功地鼓励生产、征收粮税,并平衡了财政预算。由此我们也就理解了,为什么当时有那么多优秀的青年知识分子千里迢迢来到地瘠民贫、缺衣少食的延安。
(《南方周末》3.11 李炜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