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王蒙提出了另外两种说法:“因为普通话是1949年以后的官方的一个政策，所以有的人甚至于把普通话说成是官话，但是这个更早就是更开始就是国语，这个普通话继承的就是国语，中间没有什么区别，这个国语那是在民国的时期，还有什么注音符号，b、p、m、f、d、t、n、l、g、k、h，这些都是同时来推广出来的。最好玩儿的是，我去过好几个地方，我去洛阳，洛阳人跟我说，当时讨论这个国语的时候，当时候选的一个是北京话，一个是洛阳话，我们洛阳话就差一票，如果要是洛阳话胜了呢，咱们现在要说普通话就得是另一个……然后我又到了陕西，陕西又有人跟我说，当时这个确定国语的时候，候选两个话一个是北京话，一个是陕西话，说我们就差一票。”
到底是哪一种方言当初“差一票”成为国语呢？
国家图书馆珍藏的《国语周刊》第133、134期（1934年4月14日、21日）连载了语言学家黎锦熙的文章《民二读音统一大会始末记》，详细介绍了民国二年制定国音和注音字母的过程。黎锦熙本人没有参加会议，但是与当时的许多与会者熟识，所以这篇文章内容翔实生动，真实地再现了会议的经过。
1912年（民国元年）12月由蔡元培任总长的教育部成立读音统一会筹备处，由吴敬恒（稚晖）任主任，并制定读音统一会章程8条。规定读音统一会的职责是为审定每一个字的标准读音，称为“国音”。每个字的音素定下来之后，还要制定相应的字母来代表每一个音素。读音统一会员，由教育部延聘若干人；各省推举2人，由行政长官推举；蒙藏各1人，由在京蒙藏机关选派。此外华侨代表1人。会员的资格有一定的要求，必须具备下列四条之一：1、精通音韵；2、深通《小学》(古时称“文字学”为“小学”)；3、通一种或两种以上外语；4、谙多种方言。最后确定下来的成员一共80人，其中由教育部任命的有50人左右，其余为各省推举。虽然说各省最多推举2人，但是在教育部任命的会员当中以江浙为主，结果来自江苏的会员有17人，浙江9人，直隶7人，此外福建、广东、湖南各4人。
从这个组成名单来看，来自广东的会员只有4人而已，根本不可能左右会议结果。当时来自北方直隶省的著名语言学家王照（“官话合声字母”的发明人）对于会员构成非常不满，指出江浙人占25人之多，其中来自无锡的就有5人。经过激烈争论，最后决定会议实行一省一票制度，而不是每个会员一票。当时对于一省一票制度争论也很激烈，来自浙江的汪荣宝声称：“若每省一表决权，从此中国古书都废了。”王照反问：“此语做何解释？”汪不语，王照接着质问：“是否苏浙以外更无读书人？”北方会员坚决要求每省一票，威胁说如果通不过就自行解散退出会议。最后在教育部代部长董鸿Y推动下，终于通过了一省一票制度。
读音统一大会在1913年（民国2年）2月15日开幕，实到44人，来自江苏的吴敬恒得29票当选议长，王照仅得5票任副议长。会议逐一审定了6500个字（另加600俗字、新字）的“国音”。当时为了记录定下来的“国音”，临时采用了一套注音符号系统。字音确定以后，下一个任务是核定音素，并且确定一套字母系统来表示音素。按照黎锦熙先生的记述，会议进行到这个地步，出席者日渐稀少，但是对于“字母”问题几乎打起架来。当时字母提案颇多，但总结起来主要有3个方案：1、偏旁派，仿照日本片假名，用音近之汉字，取其偏旁为字母；2、符号派，主张另外制定一套符号系统；3、罗马字母派。与会者多日争论僵持不下，结果浙江代表许寿裳等人以及与会的教育部职员周树人（鲁迅）提议，就使用在审定国音期间使用的“临时符号”为注音符号（《国语周刊》刊头上的符号就是这种“注音符号”）。这套符号是章炳麟所创，借用了古代篆字的形状，与前述三派无关，可称为“简单汉字派”。这套“注音字母”在大陆一直用到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正式公布时，至今台湾和部分海外华人依然在使用。
国音统一会议由于争吵激烈，会议的议长吴敬恒在4月22日辞职，接任的王照也请了病假，临时由直隶的王璞主持会议。会议过程中，对有争议的字音，以多数票决定“国音”，所以说在审定的这么多汉字中，也许有一些是“差一票”通过的，但不存在某一个方言整体差一票被定为国语的情形。整体来说，最后的结果还是以北京语音为“基础”，同时吸收其他方言的语音特点，如区分尖团音和保留入声，后人称之为“老国音”。
从以上国音统一大会的过程来看，所谓粤语或者洛阳话或者陕西话“差一票”成为国语只是个民间传说。
(《历史的天空》 徐贵祥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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