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岁的李宪海在《遗体捐献申请表》的最后一页落款处重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然后靠向沙发，深深舒了一口气。坐在他身边，同样刚刚填完申请表的邻居蒋美婷看起来要轻松许多，“终于完成了，不仅为孩子节省了费用，也为国家节约了土地，是个好事。”蒋美婷说。
3年前，47岁的蒋美婷萌生了捐献遗体的想法，并找到红十字会希望登记成为一名遗体捐献志愿者，可当她领到《遗体捐献申请表》时，却又犯了难。其中在执行人一栏必须要有近亲属签字，申请才能生效。“儿子会怎么想，他能同意吗？”蒋美婷的心里没了底儿。
“捐献遗体不是你自己的事情，你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我能忍心吗！”几天后，当蒋美婷第一次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时，19岁的儿子甩下这样的话，气愤地夺门而出。
这之后，蒋美婷偶尔也会在媒体上了解到有关遗体捐献的困境，捐献的愿望也就越发强烈。“我们生于泥土，归于泥土，如果死后尚能造福后代，那么死亡就是美丽的。”蒋美婷说。
3年来，蒋美婷总会抓住机会试图说服儿子，同时也不忘向周围的同事和朋友宣传。“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得毁伤。许多同事反过来这样劝我。”蒋美婷说，虽然有的亲朋好友也认为遗体捐献是件有意义的好事，但说到真正去捐献，大都望而却步。值得庆幸的是，通过耳濡目染，儿子的态度逐渐缓和，终于在今年，同意作为执行人在蒋美婷的《遗体捐献申请表》上签字。
“这3年我只说服了他。”蒋美婷指了指邻居李宪海。作为单身汉，李宪海从做出决定到填写捐献申请表显得格外顺利，“李宪海没有近亲属，我就作为他的执行人。”蒋美婷说，她已经嘱咐儿子，“如果妈妈走在了李叔叔前面，不能帮他完成心愿，你一定要替他通知接收机构。”
执行人反悔导致实现率低
济南市的遗体捐献工作起步于1997年。“这项工作的开展一直举步维艰。”济南市红十字会的相关负责人说，目前济南市登记捐献遗体的志愿者共有550人，但实现遗体捐献的只有50人。执行人反悔是影响事后实现率的主要原因。登记捐献者去世后，许多家属对接收机构表现出不信任，同时也担心周围的舆论压力，往往不会通知遗体接收机构。
“医学院接收遗体解剖后还会为志愿者的遗体火化吗？志愿者的家人以后有祭奠亲人的地方吗？”蒋美婷的儿子就存有疑虑。
蒋美婷也告诉记者，自己认识的一名志愿者，决定捐献遗体时已经征得了子女同意，但在她去世后，子女出于不忍心和担心背负不孝的骂名，仍然选择了火化。
“人死之后，灵魂随之陨灭，也就无所畏惧了。”对于身后事，蒋美婷看得很开，担心儿子以后也会反悔，她决定如果哪一天自己要走了，一定会事先再立一份遗嘱，督促儿子完成自己未了的心愿。
捐献主体以工人教师居多
“要想得到更多志愿者和家属的理解及支持，就要表现出对逝者足够的尊重。”济南市红十字会的相关负责人介绍说，遗体接收机构必须将遗体的用途写成书面材料交给红十字会，以便志愿者家属了解。捐献的遗体解剖完毕后，要统一整容火化，在此过程中严禁遗体买卖。“去年济南市建了遗体捐献纪念林，每逢祭奠的日子，志愿者家属和医学院学生可以在纪念林前肃立，表达真挚的敬意与怀念。”
“遗体捐献志愿者当中，工人和教师所占比例很大，大家普遍认为知识层次更高的公务员和卫生工作者反而占少数。一般知识水平较高、社会关系丰富的人群，往往更加谨慎，受舆论压力等因素的束缚也更大，顾虑自然比其他人多。作为殡葬观念改革的更高境界，遗体捐献如何获得社会更多层面的认同，要走的路还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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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遗体捐献有关的数字
在全国500万盲人当中，有200万是由于角膜病变失明，可是每年能够通过角膜移植复明的患者只有2000多人。
全国每年有50万尿毒症病人，其中有30万人可以通过肾移植治愈，但只有不到2000人获得肾源。
在一些西方国家，一名学生完成医学专业，平均每人都要解剖两到三具遗体标本，而在我国的大部分院校里，平均一具遗体标本要由16名学生解剖。
(《齐鲁晚报》4.5 王光照 雷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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