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与邓广殷(右)、陈乙明(左)在北京后海家中
宋庆龄写给邓广殷的遗嘱
在上海宋庆龄故居陈列馆，宋庆龄给邓广殷的遗嘱，被刻成了牌匾，静静地陈列着。大多数参观者并不知晓这份遗嘱曾密存于瑞士银行保险箱中。
邓广殷是何许人也？为什么宋庆龄要把珍贵的藏书全部馈赠给他？上海宋庆龄基金会副秘书长沈海平撰文说:
在宋庆龄的全部私人财产中，藏书是最珍贵、最有价值的部分。宋庆龄一生喜欢读书，因此，很多朋友赠书给她，她也喜欢收藏书。宋庆龄故居的这些书跟随宋庆龄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其中有很多中外书籍今天已经绝版了。仅在宋庆龄上海故居，就有藏书4900多册，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哲学、理论、文学、教育、宗教、科技等12大类。除中文外，还有英、法、日、德、俄、希腊、朝鲜、拉丁等17种文字。
邓广殷获赠藏书绝非偶然
邓广殷出身世家，是香港邓崇光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全国政协第六、七、八、九届委员，上海宋庆龄基金会理事，第14届宋庆龄樟树奖获得者，也是保卫中国同盟的领导人邓文钊之子。
邓家与廖家是亲戚。邓广殷的母亲何捷书是何香凝的侄女。其父邓文钊早年读书时曾与在香港避难的廖梦醒、廖承志姐弟共同生活过一段时间。
1938年，廖承志在香港建立了八路军办事处，经常约友人到邓文钊家聚会，酝酿组建一个机构，向抗日根据地延安提供源源不断的物资和医疗援助。此时的邓文钊已从剑桥大学毕业，担任华比银行经理。他以一腔爱国热情，积极帮助廖承志在香港开展工作。廖承志就将邓文钊作为可靠的同志推荐给宋庆龄，并在宋庆龄领导下一起创办保卫中国同盟（即今天的中国福利会）。宋庆龄任中央委员会主席，邓文钊任中央委员兼司库，从此成为宋庆龄至亲的朋友。
邓家与宋庆龄的友谊还表现在生活方面。新中国建立后直至改革开放前的很长时间里，物资供应始终匮乏，特别是生活用品和药品。邓家父子通过香港渠道，源源不断地向宋庆龄提供她所需要的物品。宋庆龄曾多次表示无法报答感激之情。
宋庆龄生前将邓广殷视为干儿子，从1971年起给邓广殷写信，自1971年至1980年的十年时间，共给邓广殷写了189封信，在信中亲切地称他为“BB”。
将遗嘱密存瑞士银行
1975年2月，邓广殷收到宋庆龄于1975年2月18日从北京寄来的一封短信。全信的内容是这样的：亲爱的广殷：我匆匆写这几行字是要告诉你，我们接到通知，现在到这个月底有一次6级左右的地震，中心在北京。你可以想像得出，每个人都很紧张。一些上海的朋友催我回上海的家，但是那样会给这里的人民中间引起更大的恐慌，所以我还是留在这里，不管会发生什么。我已经写好了遗嘱，但是我想单独写一张由你保管……
信中附了一份专门为邓广殷而写的遗嘱，用的是英文。遗嘱内容如下：“我的遗嘱1975－2－18。万一我遭遇不测，我决定将我北京和上海淮海路1843号家中的所有藏书移交给恩斯特・邓作纪念，以回报他对我的所有善意。宋庆龄北京”
邓广殷收到宋庆龄寄给他的遗嘱后，认为事关重大，将其存入了瑞士银行的保险箱中。
把全部藏书捐赠国家
1981年5月，邓广殷突然接到新华社香港分社的紧急通知，让他即刻赶往北京。到了北京，他才知道宋庆龄病危。邓广殷是香港唯一受邀赶往北京伺候在侧的人。于是他每天去探视，直到5月29日宋庆龄去世。当年宋庆龄让他勿将遗嘱之事告诉他人，因此，直到追悼活动结束，他只字不提遗嘱。国外来的亲戚、朋友都走了，他也打算回香港。此时廖承志让他不要走，再多住些日子。有一天，廖承志把邓广殷叫到家里，关上门，问他，有无宋庆龄的遗嘱？
显然，廖承志看到了宋庆龄留下的备份文件，即她处置自己遗产的一份意见。邓广殷答，有的。但他未带在身上，也不准备出示遗嘱。廖承志问邓广殷打算怎么办？
由于邓广殷事先并无思想准备，便顺口回答：“要不，捐给国家？”
廖承志马上说：“好，你把这个意思写下来。写个捐赠报告。”
邓广殷表示自己不会写，也不懂格式，要求廖承志帮忙代写。于是，廖承志十分麻利地拿起笔纸，当场拟就一份草稿，很快，也很短。廖承志要求邓广殷依葫芦画瓢，马上照抄一遍，并签署名字。随后，廖承志立即收起邓广殷签过名字的捐赠报告，告诉邓广殷可以返回香港了。
邓广殷评价宋庆龄
我问邓先生，是否将草稿或捐赠报告留下一份？
他说都没有。当时这一切是在很短时间内发生的，自己没想很多，只记得草稿、捐赠报告等等都被廖承志收走了，什么也没有留下。本能告诉他，宋庆龄家里这么多藏书，分别放在北京和上海，他根本带不走，也无法搬回香港家里，捐给国家是最妥善的办法。他至今都不认为自己捐出宋庆龄赠给他的藏书，有多么的了不起，也从未向国家和有关部门提出过任何要求，甚至至今没有看到宋庆龄送给他的全部书籍。为此举办的捐赠仪式也是事后由时任中国福利会名誉主席的康克清主动提出，并且坚持安排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她认为，如果不这样做，对邓广殷太不公平。
当我问及邓先生当年收到宋庆龄给他的遗嘱时心情如何？他满怀深情地表示，宋庆龄是一位令人尊敬的伟人！1975年，在接到宋庆龄那封关于遗嘱的信时，他十分紧张，也十分感动！他被深深地震撼！不是为得到宋庆龄赠予的藏书，而是为宋庆龄在危难将至的紧急时刻，不慌、不乱，表现出的勇敢，以及始终与人民和老百姓同生死、共患难的精神。
至于宋庆龄给他的那份遗嘱，邓广殷认为体现了宋庆龄对他的情谊和她的一贯为人，即从不忘记别人给过她的帮助，真诚地向每一位帮助过她、为她做过任何事情哪怕是很小的事的人表示由衷的感谢。
(《世纪》2010年第2期 沈海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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