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务乔装监
视我们
1937年7月抗战爆发，在上海的邹韬奋先生立刻编辑出版了《抗战》三日刊，向全国发行，很受读者的欢迎，还加印了大量的进步图书，比如《全面抗战》等。我们的工作忙极了，忙着门市，忙着办理邮购，只愁没有时间。1938年10月，战事吃紧，广州分店接到总店通知，我们要撤退了。先撤到广西梧州，一个月后又撤到柳州。
1939年3月，书店通知我去贵阳。贵阳生活书店开在市中心的中华南路164号，是一幢木结构的三层楼房。读新、自力两家书店也开在同一条路上，这三家书店都坚持爱国进步的立场，是当局书刊检查“老爷”们的重点“关照”对象。
在这场较量中，我们锻炼出丰富的斗争经验。店堂后面有一个长柜台，来检查了，我们就赶紧把《联共党史》、《大众哲学》这些“禁书”藏进柜子里，有时候来不及，就装着整理书台上的图书，悄悄将“禁书”塞到一般图书的底下。
书店的图书刊物都是通过邮局进出的，当局对我们的邮包查得很严，经常找个借口就没收或扣压了。我们也有办法。邮包通常都用薄薄的牛皮油纸包装，从外面能透视到里头的书刊封面。我们买来国民党办的《中央周刊》、《三民主义》等书，把它们的封面撕下，套在我们的书刊上。
真像小说《红岩》里描写的那样，特务会伪装成读者来店里，还会化装成黄包车夫蹲在书店门口，看我们的读者住在哪里。我们店员出门也常被盯梢，甚至被特务打的也有。
记得1940年夏天，我们在读新书店的二楼欢迎台湾来的抗日义勇队。座谈会上，有人唱歌，有人诗朗诵，十分热闹。结果几个便衣冲上来了：“做什么做什么？哪个是头？”读新书店的领导沈静芷大哥不动声色地说：“同事结婚，大家热闹热闹，来来来，请吃糖！”
时间一久，逢年过节打点打点，有些检查人员被我们感化了。他们会提前来通知我们：明天书收收好……
我们也有很多真正的朋友。有一个年轻的投递员，常常偷偷将邮包送到书店来，或者先将邮包藏起来，等检查人员走后再通知我们去取。可是1940年夏天过后，我再也没有见到他。听说，他被特务抓走了。那么多年过去了，我已记不得他的名字，我只记得他才20岁，歌唱得很好：“谁愿做奴隶？谁愿做马牛……”
40年后才揭开的谜团
皖南事变后，生活书店在全国的56家分支店，被国民党封得只剩下重庆一家。贵阳生活书店是在1941年2月20日遭殃的。
那天凌晨一点多，由远而近传来杂乱、急速的脚步声，书店的木头大门被枪托“砰砰”撞击。我刚刚走到门口，大门就被撞开了，军警宪兵冲了进来，把守住了二楼、三楼和后门的通道。住在店里的同事都被赶到街上，只允许随身带少许日用品和棉被。
读新、自力两家书店也在同一时刻被军警冲击了，三店睡在店里的13个人，全被抓走了。
独我一人被留下，在店门口看管大家的东西。一个武装特务看守着我。
黎明前的黑夜特别漫长。特务不停地问我：“你们书店是共产党办的？有多少经费？”
我一口咬定：“我是逃难来做伙计的，老百姓，做工混口饭吃。”
早晨8点左右，我被看守押解到南明河畔的甲秀楼。甲秀楼是一座明代古塔，那里驻守着国民党的一个特务连。我和6名同事被关在塔底一层，我们在潮湿的水泥地上坐了两天两夜。第三天下午，我们被转押到贵州省保安处监狱。
我们坐在监狱的大铁门外听候发落。只见三家书店的同事从不同方向被押送过来，我们彼此用眼神问好、致意。
等了很久，传来的消息是犯人太多，监狱关不下了，每个书店留下一个负责人，三批人又分别回到原来的地方。
5天后，我们被告知说可以找铺保。同事的哥哥董莲芳听说此事，二话没说，把我们都保了出来。这位大哥在贵阳街头开一家小小的烧饼油条店，生活并不富裕，这样仗义，到今天我都很感谢他。
我惦记着监狱里的同事们，隔些天，就做些热饭菜送去，盼望能见到他们。可是每次都被拦在铁门外，只好请看守转送。直到4个月后我离开贵阳，一次都没见到被关押的同事，也没有收到过他们的片言只字。究竟他们吃到我送去的饭菜没有？这个谜团40年后才被揭开。
1982年，我到北京开会，见到了40年没见面的老同事周积涵，当年他被关押在监狱里，4年后越狱脱险。周积涵说：我没有吃到你送来的饭菜啊。原来，我送去的饭菜都落入了看守的嘴里。
郭沫若、李公朴都被打伤
打那以后，我去了桂林。桂林的生活书店也被查封，我在“文学编译社”继续做生活书店的邮购业务时，没想到又被特务盯上了。
领导让我立即转移。同时由经理写出一个通告，对外宣称我被开除了。
后来才知道，那个时候我在夜校学俄文，和朋友的通信被特务截获，他们认为我有“进步言论”。
1943年夏天，组织上安排我去重庆的生活书店。在重庆我经历了当时几乎所有的“大事件”。印象最深刻的是1946年2月10日的校场口事件。
当时，重庆各民主党派为庆祝政协会议胜利闭幕，在校场口举行万人大会。生活书店的同志都去了，有的在主席台四周做安全保卫，有的打着“反对内战、要和平、民主”的红布横幅站在群众中间。郭沫若、李公朴、史良、罗隆基坐在主席台上。
当李公朴宣布大会开始时，台前突然骚动起来。一群混在群众中间的特务大打出手。郭沫若、李公朴都被打伤了，我们手中的红布横幅也被推倒在地，情形很乱。我只觉得热血往头上涌，拼命冲上前去，从地上拾起横幅，高高举起，大声喊道：“我们在这里！”同志们很快会集到横幅底下，手挽手地紧紧靠在一起。
后来，音乐家夏白根据这件事创作了一首歌曲：《和平的旗帜受了伤》。
1944年7月24日，三联人的导师邹韬奋先生在上海去世了。我们万分悲痛，唱起一首挽歌：“这是一个非常时刻，你离我们而去，安息吧，我们的勇士，你的血写成了一首悲壮的诗……”
在重庆，很多同志通过书店的协助去了延安，我也差一点去中原解放区。1945年8月，我离开书店，等候通知，联络暗号是“到某某茶店找某政委”，就在这时，抗战胜利了，路上消息断了。组织上通知我，去不成了。我只好再度回到书店。
抗战胜利了，我们要回家了。我在重庆度过了3年的时光。
1946年初夏，我跟随文艺、新闻和图书发行战线上的同志，搭乘蒋介石拨给冯玉祥将军的专轮“民联号”，从朝天门码头起航，驶往南京。1949年8月5日，长沙和平解放。8月27日，三联书店、新华书店胜利会师，同一天出现在长沙。
(《人物周刊》5.10 韩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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