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代，北京最为活跃的两个地下文艺沙龙，一个是郭沫若之子郭世英组建的“X社”，另一个便是张郎郎组建的“太阳纵队”，曾被称作是“中国文艺复兴最初的梦想”。在特殊年代里，对自由与美的追求亦是一种罪。郭世英很快遭批斗，被反捆双臂后坠亡；张郎郎则曾因思想罪一度被判处死刑。
张郎郎近照
张郎郎1943年生于延安中共中央医院,父亲张仃是著名画家、美术教育家。母亲陈布文是作家，抗战时期两人就奔赴延安。1968年，“红色”出身的张郎郎因组织“太阳纵队”等多项罪名被打成现行反革命。1970年3月5日，在即将执行死刑时，被周恩来一纸救出，改判有期徒刑15年，1977年假释出狱，后漂游海外。2010年2月，张仃病逝。父亲病危之际，张郎郎从美国返回。在其位于北京东四环的公寓里，张郎郎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成立组织已经是很大的罪
“像雪崩／像山洪／积极地有力地/快速地／滚动着历史的巨轮／这是谁？／我们！／青春的象征／革命的先锋……”张郎郎脱口而出的这首诗写于1958年。这一年，张郎郎14岁，还是北京育才中学的初中生，是俄国天才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崇拜者。
在育才中学图书馆前的小松林里，以张郎郎为首，每天早上总有几个剃着光头、穿着军衣、腰里勒根电线模仿“老马”的孩子，高声朗诵“老马”的诗。1962年，张郎郎考入北京一零一中学，后转学北京外国语大学附中。张郎郎的母亲陈布文当时是中央美术学院一名文学教师，她很少对人提及她的前一份工作：总理办公室的机要秘书。
母亲对于文艺的爱好，吸引了很多年轻人前来家里探讨文学。一次偶然机会，张郎郎和同伴张久兴、张新华、张振洲、董沙贝、杨孝敏等人参加了他们组织的一次大型诗歌朗诵会。张郎郎诵读了长诗《燃烧的心》，在诗的结尾，他说：我们――“太阳纵队”，获得满堂喝彩。在一个冬春之交的日子，北师大莜庄楼一个空教室里，七八个年轻人因为对诗歌的狂热，成立了地下沙龙――取名“太阳纵队”。沙龙的核心人物张郎郎，高声宣读了起草的章程：“这个时代根本没有可以称道的文学作品，我们要给文坛注入新的生气，要振兴中华民族文化……”
回忆起当年的天真与意气，张郎郎仍心有余悸，“别的组织都是口头说，我们还有正式的章程、宣言、宗旨。后来我们才知道，你成立一个这样的组织，就已经是很大的罪了。”
精神盗火者
1963年秋，张郎郎考入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美术理论系，“太阳纵队”及沙龙人员又有所扩大，加入了美院同学巫鸿、蒋定粤、袁运生、丁绍光、张士彦、吴尔鹿，以及牟敦白、郭路生(即诗人食指)、甘恢理、王东白、张寥寥、邬枫、陈乔乔、耿军、张大伟等人。
“太阳纵队”作为最早的精神盗火者之一，其成员大多是出身高干和高级知识分子家庭，他们有着阅读“内参书”的天然渠道。张郎郎回忆，“我们看《麦田里的守望者》，很多人能大段大段地背下来，所以一听就把别的小孩震晕了”。
“太阳纵队”还经常去沙龙成员之一“老七”家聚会，“老七”父亲当时是文化部代部长。“老七”的父母诚恳地找张郎郎谈话，给他亮出黄牌，怕影响他们的孩子，同时也担心他这样下去非常危险。“当时，我很耐心听他们的劝说，心里却觉得他们多虑。后来回想，他们是有预感的，他们对政治斗争，也有长远与深刻的记忆。”张郎郎回忆。但是兴致所至，这群疯狂的年轻人竟然把披头士的音乐带到了公共场合。后来在对张郎郎的起诉书里，有一条罪状就是：在公共场合传播反动音乐。
不是反革命，只是不革命
1968年初，北京的大街小巷都张贴了公安局对一个年轻人的通缉传单。传单上的男青年有着浓密的、长长的眉毛和目空一切的神情。他便是张郎郎。
此前，听说郭世英的沙龙“X社”成员全数被捕后，“太阳纵队”立刻停止了有形的组织活动，化整为零。张郎郎表示：“必须说明，那时候我们‘太阳纵队’不是一个政治组织。秘密写诗，只是怕别人破坏我们的游戏。我们既不是革命，也不是反革命，只是不革命而已。”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张仃被当做走资派打倒，张郎郎被拉去陪斗。从批斗现场回来之后，张郎郎便为“太阳纵队”的杂志设计了一期封面：两个红色的大字――自由，四面布满黑色的栅栏。多年后，张郎郎描述“太阳纵队”成员的特立独行之处：“我们跟别的青年不一样，第一，我们不会狂热地追随中央文革，实际上我们也是最早反对中央文革的；而且我们也是最早对江青大不敬。”
1968年，江青成为中央文革小组实际负责人。传播江青的历史成为张郎郎的又一大罪状：“当时是很多人都在流传对江青各种各样不利的话，江青就想知道是谁。后来我变成主犯的原因是因为我中间逃跑，我跑了以后，大家都以为我已经跑出国了，然后再问就说是郎郎说的。其实就说了一部分，但后来把我抓过来的时候就变成都是我一个人说的了。”
张郎郎决定南下杭州。1968年6月14日的杭州正是炎炎夏日，“反革命分子”张郎郎在杭州龙井村被抓捕归京，罪名有三条：“恶毒攻击中央首长”、“里通外国”、“阴谋叛国投敌”。此时的张郎郎24岁，是中央美术学院大学生。
命运从此改变
1970初，全国开展“一打三反”运动。“一打三反”运动源于1970年中央发出的三个文件，即《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在文革浩劫中，“一打三反”运动造成许多冤假错案。遇罗克就是被加以‘现行反革命’罪名，惨遭杀害。”因言获罪的张郎郎恰与遇罗克关在一间屋里。
1970年3月5日，一批死刑犯在工人体育场等待最后的宣判。后来成为导演的何群与张郎郎的弟弟相熟，他爬到工人体育馆外的树上听最后的宣判结果，但没有听见张郎郎的名字。他连忙赶到张郎郎家告诉陈布文。张郎郎出来后听说，是周恩来写了“留下活口”四个字。
1971年，死里逃生的张郎郎被送到河北饶阳，他将在那里度过六年的监狱时光。拧麻猴、写小说、讲故事、听人讲故事，几乎成为他的全部生活。有一天，一个狱友突然开始背诵起一首诗：“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他才知道，这首被大江南北广为流传的诗，竟是当年“太阳纵队”的“小孩”郭路生(诗人食指)所写。
张郎郎被捕后，连累了在军中服役的张久兴，他最终自杀；甘露林上了军校，也被整得自杀身亡；于植信被送到新疆，上世纪80年代末回北京，在工艺美术馆当保卫，后提前退休；其他“太阳纵队”的成员也饱受冲击。除了仍在精神病院疗养的郭路生，当年“太阳纵队”成员已很少有人再写诗。。张郎郎自己曾经商，也曾做过访问学者，写小说及回忆文字。
(《中国新闻周刊》2010年第11期 杨敏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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