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农民，征地是一把双刃剑：带来财富，却也面临“种田无地、就业无岗”的风险。非理性的消费行为，实际上是透支了远期收入，寅吃卯粮，就很可能在失地后再陷入“破产”境地。
富起来后怎么办？答案不仅在农民。一些地方的政府部门只管发放补偿款，对正确消费的适当引导、对用好财富的政策扶持，全都付
比如“交学费”，为未来投资。农民脱离农业生产后，身无长技，政府部门应加强对农民开展技能培训，提高农民在新环境中的生存能力。
比如“趟门路”，为二次创业积累经验。这就需要加大对农民创业的扶持力度，用更优惠的政策、更细致的工作，帮助他们完成从农业向第二或第三产业的艰难“转型”
更重要的是，城市在搞建设规划时，需要有产业发展规划相匹配，为新市民转型对接留下空间。同时也应强化心理疏导与文化浸润，帮他们尽快克服以往思维方式的束缚，更快融入新的生活。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曾将“中国的城市化”列为“影响21世纪人类社会进程两件最深刻的事情”之一。高速城市化是一次历史机遇，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成功，是国家和民族的成功，更是国民之福。
（《人民日报》5.19 曹红涛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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