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年前，一名外国人携带两只老鼠被广州海关扣留。经检测，这两只老鼠身上带有不同程度的放射性物质……这是新中国成立后西方国家针对我国的“第一间谍大案”。
外国专家瓦特
1967年，广州白云山国际机场。
一名持英国护照的外国人携带两只可疑老鼠，被海关人员发现
接着，中国技术进出口公司也有情况反映上来：我国通过英国一家公司引进了一套化工设备，安装在兰州某地。该工程进展很慢，前来“帮助”安装的外国专家也不好好工作，经常到兰州周围转悠。不过，有一个外国专家对我方却十分“友好”，这个人就是瓦特。为此，外交部还特批他的夫人来华探亲，也批准他去香港休假。
张文奇推断，如果瓦特是间谍，现在他的夫人探亲结束即将回国，他也申请去香港“休假”，很有可能将机密带出。当时因为“文革”，市公安局的工作基本处于瘫痪状态。无奈，他只得越级去公安部，找熟悉的副部长杨奇清拿主意。
听了汇报，杨奇清立即表态：“不能放走，但要婉转，要拖住他，让他把‘东西’给他的夫人。”
另一条大鱼
1967年9月5日，在机场工作人员协助下，张文奇从即将乘飞机离开的瓦特夫人行李中，悄悄搜出了发报机和胶卷。经鉴定，胶卷拍的是我核工业基地的地形图。这些底片经过特殊拼接，不仅可以显示我原子弹机密资料，还有兰州军区和兰州军用机场的地形图。
杨奇清听了汇报，立即抓起桌上的红色电话，向周总理汇报案情。总理指示：这个案一定要搞到底！
不久，有个长途电话打到北京找瓦特。此时瓦特尚不知自己处在被监视之下，接电话时，他说出了一个人名：许林德。
张文奇敏锐地感觉到，许林德是条大鱼！
为了进一步了解许林德，张文奇决定以技术专家的名义随中国进出口公司考察组赴兰州这家化工基地考察，许林德正是该处的一名外国专家。
为了甄别清除他的身份，考察组与外国专家举行了一次座谈。许林德到会了，他讲完话后，张文奇突然问：“许先生出生在美国吧？”
许林德毫无提防，顺口说道：“你怎么知道我是美国人？”
据此已经明确，许林德虽名义上是英国专家，实际却是美国人。
瓮中捉鳖
为了防止情报通过外交途径或外交邮袋转移，张文奇加强了对瓦特的监视工作，并电告北京、上海、广州国际电话局注意国外与瓦特的通讯动向。
果然，上海公安部门报告：瓦特夫人在经上海去香港期间，从上海国际电讯局给英国公司发电报称：“瓦特病了，有个医生陪他。许林德很健康！”
以上情况证明，瓦特夫人已向间谍机关报告，她所携带的东西已被查获，瓦特已经暴露。
接着，瓦特在北京收到兰州寄来的包裹。经检查，在给瓦特的外国食品罐头商标内贴处，发现许林德给瓦特的命令：“乔治先生，你夫人带出的‘东西’已被查获，你失败了。请你写一份向国际法庭控告中国政府的控告信，设法寄出后再自杀，以制造国际舆论。”
当晚，张文奇接到兰州外事部门报告：“兰化公司外国专家许林德今天要求回英国，具体路线是从兰州到北京，然后从广州出境。”
张文奇马上决定：一是指示有关部门只准为许林德买兰州到北京的136次夜航班机。二是从广州出境检查，改由在北京检查。三是不在北京机场悬挂136次班机到达时间图板，外界询问136次班机具体到达时间，一律以气象关系为由不予回答。这样做的目的，是防止外国大使馆人员与许林德在机场接触，将情报通过外交豁免手段转移。
1967年12月12日，许林德从飞机上走下来，一眼看到了张文奇，自知事发的他脱口一句：“没想到！”
向周总理汇报
虽然抓获了瓦特、许林德，但要扣人，可不是小事，会引起国际纠纷。这些情况必须向中央反映。于是张文奇找到了外贸部长李强。
“您能否再找一下总理？”张文奇急切地说。
李强没有说话，伸手拿起“红机子”：“请接周总理办公室。”不一会，电话里有了声音，李强简洁地说了两句，随即把听筒伸到张文奇面前：“你直接跟总理说吧！”张文奇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只听见电话里传出声音：“我是周恩来。”
张文奇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说：“我是北京市公安局的侦察员……”下面说什么呢？他想不起来了，只得又重复说：“总理，我是北京市公安局的侦察员。”
他听见周总理笑了，说：“你讲具体的。”
一想起案子，张文奇忘记了紧张，一口气把两个间谍的情况讲完了。随后还不失时机地“叮”了一句：“案子的处理意见送上去了，请您快点批。”
总理沉吟了一下，像是跟张文奇商量似的说：“请给我一点考虑问题的时间，好不好？”
很快，总理办公室把批件送到了北京公安局。在周总理的亲自过问下，一起外国间谍刺探我原子弹研制机密的案件被及时侦破了。
（《大连晚报》5.17时锋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