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以来,我国地方政府的工作重心发生了微妙变化,“发展是第一要务”变成了“发展是第一要务,维稳是第一责任”。把维稳当做第一责任,这并不是地方领导挂在嘴边的一个空洞的口号,已经确确实实表现在政府的行动中。
从2009年地方政府财政预算执行情况来看,许多地区的公共安全支出均超出社会保障与
据清华大学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的研究成果,2009年全国内保费用达到5140亿元,已经接近军费的5321亿元。并且,公共安全支出成为政府财政支出增长最快的部分之一,2009年中央公共安全支出增幅达47.5%。
健全、庞大的维稳机制也在形成。各地纷纷成立“维稳办”、“综合治理办”、“应急办公室”等机构,由地方重要领导亲自担任负责人。群众工作室、维稳信息中心、人民调解委员会、矛盾纠纷调解中心也建到了街道办,甚至建到了企业。
我国不是世界上社会矛盾最尖锐的国家,也不是出现社会动荡可能性最大的国家,但我国是世界上投入维稳成本最多的国家之一。我们需要反思:能够长久地承受得住如此高昂的维稳成本吗?维稳是不是永远填不满的无底洞呢?
(《社会科学报》5.27关武君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