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多年前，有哲学系研究生号称左手哈贝马斯（1929~，德国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右手罗尔斯（1921~2002，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伦理学家），可以打遍天下无敌手，因为当时这两人在西学中最时尚。如果到了现在，也许这位研究生要换成左手列奥・施特劳斯（1899~1973，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右手施米特（1888~1985，德国著名
据您了解，现在学界对西学的推崇到了什么样的地步？
张汝伦：我举个例子吧，外地学校一个中国哲学专业的博士，毕业论文需要评审，他对自己论文的评价，第一条缺点是：“由于对西方哲学的方法论不熟悉，所以我不能以他者的眼光来评价中国哲学的思想。”中国哲学的博士，竟然认为不懂西方哲学，就没法很好地研究中国哲学。这说明在我们国家，西学占有怎样的优势地位。尽管现在都在说国学热，但是客观冷静地看，在我们国家整个文化生态中，西学还是握有话语权，包括我们对海外汉学过分的崇拜。各种各样的学术会议，只要有一个外国人去，好像就提高了档次似的。挟洋自重是司空见惯的事。
挟洋自重也好，崇洋媚外也好，其实就是不自信。崇洋媚外的结果就是“山寨西学”，而不可能对西学真正登堂入室。道理很简单，如果不能以平实、求道、求理的态度学西方，那么对西学的学习也就是满足于“为我所用”。
中国人学习西方从一开始就是取“山寨西学”之路吗？
张汝伦：我们热衷西学已经有一百多年，可是取得的成绩现在看来大可检讨。最大的问题就是功利心太重，一切立足于实用。从晚清开始，虽然也有个别学者认为学无古今中西，学西学也是求道的一种方式，可是当时大部分人对学理的东西就不太在乎，在乎的是两个层面的东西：一、宣传的层面，为改良或革命造舆论，比如严复翻译《天演论》。让你感觉不改不行，要亡国灭种。二、操作层面、制度层面，试图找到一个可以救中国的制度。这种对西学的实用兴趣有其历史合理性，但却有损我们对西学的充分了解。
这样一个功利态度，造成中国人对西学的接受就呈现出时尚化的特点。
我们可以从晚清谈起，十年换一个时髦，开始是进化论，到“五四”的时候是柏格森生命哲学和实用主义，上世纪三十年代以后，社会史开始热门，不管是郭沫若还是陶希圣等人，都是以社会发展观为主导。改革开放以后，最初五年是萨特，萨特退场后是海德格尔，然后是马克斯・韦伯、涂尔干上场，再后来是德里达、福柯、哈贝马斯，乃至伯林、哈耶克、罗尔斯这些自由主义者出场，最近则是施特劳斯或施米特。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三五年，最多不会超过十年。
时尚化的研究，特点就是浅尝辄止，不可能深入。当时杜威来中国讲学，声势熏天，但对杜威哲学的像样研究九十年来屈指可数。哈贝马斯和德里达来华动静虽无法与杜威相比，也颇热闹一阵，但也是人一走，茶就凉，不再成为人们的研究热点了。时尚化研究的另一个特点是跟风，一哄而上，大家扎堆研究某一热门课题。西学传统源远流长，丰富多彩，可我们总是盯着几个被炒热的人或国外流行的思潮。
时尚化研究的影响就是学无恒心，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形成不了自己的研究传统。日本人在这方面做得很好，他们研究一个大师，会一代又一代地形成一个很扎实的传统。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这都是必要的学术基础建设。
您觉得该如何解决西学研究的这些问题呢？
张汝伦：从王国维、陈寅恪、钱锺书这些人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自信的中国学者，同时又是西学功底很好的学者。他们不会刻意地说自己是西学某方面的专家，更不必大张学术本土化的旗帜。对他们来说，的确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国学西学，道术未裂。学无分古今中西，唯道是求。无论对国学还是西学，都应有这样的态度，才能真正学到一点东西。
（《东方早报》5．30黄晓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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