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的世界杯是近十年来黄健翔唯一一次不用上前线的世界杯。他失落吗？他不愿意正面回答，只是说:“你们说我失落就失落吧”。
黄健翔远比电视上看着精瘦，这得益于他长期坚持锻炼。接受采访时，他穿阿玛尼的白色T恤、帆布鞋，这四年来，他已然
世界杯的新战线
2006年德国世界杯，黄健翔每日在德国境内长途跋涉七八个小时，穿梭旅行23次，现场解说19场比赛。14天的工作，他没进过市区，只认识火车站和高速公路。
现在，他洒脱很多。以一副嬉笑怒骂的姿态坐在新浪的演播厅里，主持一档名叫《黄加李泡》的世界杯视频节目。他和另一个足球评论员李承鹏每日迎来送往郑渊洁、潘粤明这类非体育圈嘉宾，讨论的话题从“足球圈内的红粉佳人”到“足坛奥斯卡”。
离开央视四年，黄健翔的知名度不降反升，这得益于他找到了新的表达空间。从2008年在新浪开始写博客，两年间点击率高达7400万；2010年开设微博，半年内笼聚100多万粉丝；他投资的电子杂志《最体育》每期有百万下载。
他的博客常常一天一更新，微博每逢重大足球比赛，就会以滔滔江水之势一条接一条。他如此热衷把玩这些新事物。 
愤世嫉俗
从央视辞职时，黄健翔已经39岁了。在重新寻找舞台时，他发现自己既不会唱歌，也不会跳舞，长得也不够帅，唯一的技能是“会说话”。
刚进央视前两年，他是个编辑，前后为200场足球比赛配音；后来坐上体育解说的位置，1996年欧锦赛决赛，他像个球迷一样声嘶力竭喊出比尔霍夫的名字，这是他的成名作。那时，央视体育的解说标杆是宋世雄，他离那个标杆差得很远。“我从一开始就没有按照行业公认的路线去做。”
幸运的是，这个不是学新闻，不是学体育，也不学播音出身的年轻人以自己的方式取得了成功。“这是社会进步和电视普及的需要。现在，不可能由一种声音，一个风格，一个节奏，一个人来包打天下了。”黄健翔说。
当然，这些都是他过去的辉煌。2006年11月16日迈出央视大门后，一切都不同了。
他的辞职源于2006年世界杯解说门事件后不堪重负下的一时冲动。在几乎没有盘算未来要干什么的情况下，他“两眼一抹黑”递交了辞职报告。
离开央视前，他每年的年薪是十几万，这让他很不满。“央视体育解说员的收入还不如一个三流歌手，一个三流文艺主持。”钱并不是黄健翔选择去留的唯一原因，更多时候，他感觉委屈。比如，他一直把解说员定位为艺人，因为他需要半疯半傻的状态，但领导却认为解说员是文艺工作者；平时给报纸写球评，有些人会指责他利用央视的身份发表意见；每年提议涨工资，上头会说，你都这么有名了，还在乎这点钱吗？
黄健翔一直都充当愤世嫉俗者，曾自评“像我这样一个人，能在体制内存活十几年，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新的选择
离开央视后，黄健翔最先接到的橄榄枝来自凤凰卫视，而后又陆续接到湖南卫视和江苏卫视的邀请。“湖南台态度很坚决，但我觉得去湖南派不上什么用场。”黄健翔最终选择去凤凰卫视。
在凤凰卫视，黄健翔主持的体育脱口秀《天天运动会》播出一年即停播。这档节目被安排在下午五点半钟播出，收视率偏低。黄健翔曾建议调整播出时段，但协调未果。
2008年，他的第二份选择是回归做解说。他签约CSPN，这是一家签下3500小时赛事首播版权的体育运营公司。但很快，这种新型的体育赛事运营模式遇到壁垒，黄健翔不得不选择解约，并开始追讨公司欠下的百万年薪。
彼时他才明白：再想回归解说行当并不容易。他认为：“中国的体育赛事资源都集中在央视。这就好比，我是一个川菜厨子，满地没川菜馆，你让我干嘛呢？”
所幸黄健翔看得够开，他脱离体制，失去资源，但换来的是自由和比从前高出许多的收入。2010年世界杯期间，他除了和新浪签约的网络合同，身上再无任何负担。
谨小慎微2006年离开央视后，黄健翔要做的是尽快把名气转化为财富。毕竟，在他之前离开的那些央视知名主持人都陷入了“离开央视必死”的铁律。
在从央视辞职后的第二天。“华谊兄弟”的王中军请他吃饭。觥筹交错问，王中军说：“兄弟你来吧！我签你。”黄健翔推辞：“我什么都不会，你们签我，我怪不好意思的！”直到现在，他也没有签约任何一个演艺公司。
但是，他还是无法摆脱辞职后的种种非议。他的每一个选择，每一次露面，都会被聚光灯无限放大。这四年，他说相声，拍电影，出书，拍时尚大片，他从不排斥娱乐公众，也不反感被他人娱乐。在央视，他和韩乔生是最早被公众消遣的解说员。
现在没人管着他，他却自己管着自己。他规定，参与任何非体育领域的工作都只能做客串捧场，“我终究不是娱乐明星，这不是我的主业。”
但他还是成为了社会的异类。在离开央视后，曾有记者问他：你认为现在中国最好的解说是谁？他答：我自己。他的高调自信、桀骜不驯与整个社会格格不入。
曾有央视体育频道的同事，编片子时偷偷把黄曾说过的话放进去，并在播出前给他发短信：“去看看，这是我们对你的怀念。”
现在，43岁的黄健翔变得更加务实，他说：“我的体育解说梦早就在2000年欧洲杯就已经完成了，不管好与坏，我都在历史的舞台上留下了声音和位置”。 （《中国周刊》2010年第6期张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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