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当中国社会科学院妇女研究中心国情考察组设计“返乡打工妹状况考察”项目时，“很少有人知道这些打工妹为什么回到家乡，也很少有人关注她们目前的生存状况。”中心顾问孟宪范说。孟宪范愿意将这些从城市回归乡村的女人们称作“农村版‘海归’”，“她们是城市文明和工业文明的载体，改变了自己，也正在具体
怀里揣着个“小兔子”
变化最初是悄悄地从消费方式中透露讯息的。
“你第一个月工资怎么花？”这是社科院副研究员陈午晴为访谈所设计的180多道问题中最具意味的一个。答案总是细微而具体。一个河南女孩买了衣服和零食，还有一本书，《人性的弱点》。宁夏女孩小静将首月工资用于支付衣服、化妆品、小灵通。她们开始说普通话，养成新的卫生习惯。
这让孟宪范感觉到，“这些女孩子们大部分都很认同城市生活，新一代的女性农民工正希望将自己身上的农村符号洗掉”。
变化并未仅止于此。家庭条件还不错的小静，曾在宁夏、湖北等地打工，现在因病返乡休养。“这里缺外面的热闹，坐在这里让人心发慌，不想上进。”这个23岁的女孩并不想在家务农，她还想回到城市去。
而在宁夏西海固的一个村庄，返乡后成为村妇女主任的红姐告诉访谈者，“我总想做点啥”。她曾经“空想了好多年”，现在已经想出来自己要办一个养猪厂。
尽管她们返乡后的生活有时充满坎坷，但孟宪范敏感地发觉，“发展意识常常是这些打工妹在她们家乡的环境中所特有的，她们不满足于传统的社会方式和社会角色，希望能获得更多的发展空间”。
“就像怀里揣着个小兔子似的。”这名学者这样形容那些热切企盼创造自己事业的女人们。
女儿们的命运
最让调研者们感到震惊的，是这群曾经在城市中生活过的打工妹们，视子女的未来高于一切。
在宁夏西吉县，调研者们碰到了38岁的华姐。在调研者的笔记中，这个颊上泛着高原红的女人，在去银川摘枸杞赚了2600元后，除去买1000斤小麦做口粮，其余钱款全部放入积蓄中，“准备用来供孩子上学”。
这样的观念，让学者们看到了一种希望――切断农村妇女因缺乏受教育机会而产生的命运代际传递。某种静悄悄却坚实的改变，发生在今天女儿们的处境与过去女儿们的处境之间。
在调研报告记录下的中西部6个农村地区的几十个案例中，很多受访女性并没有太多机会接受教育，传统的乡土观念和家族意识，往往把读书求学的机会留给了她们的兄弟。因为辍学和贫穷，这些农村女性不得不早早离开家乡进城务工。
在固原西吉县长大的小玉从未进过学校。1998年，小玉开始去砖厂打工。她还记得自己第一个月的工资有300多元，舍不得花，想寄回家里，却因为不识字，“不知道该往哪里寄”。
尽管没有确切的数据统计，但研究者们已经发现，随着外出务工的女性增加，乡村中性别歧视的色彩正在不断被弱化，“她们在城市里较少看到歧视女性的现象，女性受教育程度也完全不比男性低”。
挂念中的城市
这群在十七八岁进入城市的女孩们，将最好的年华留在了城市，并在22岁左右回到老家。返乡的原因可能有很多，包括结婚、生育和照顾孩子，还有一些是为了赡养年迈的父母。
穿戴时尚的小娟在打工3年后，为了照顾肝硬化的父亲回到家乡。在此之前，她是广东一家汽车修配厂的质检员。在回到家乡很久后，她身上仍戴着在深圳买的耳环，穿着在深圳买的外衣、裙子。
但这些与深圳有关的东西，也只能勾起她的回忆而已。尽管她还和曾经的同事们保持联系，可是，她也清楚，自己也许再回不到那条流水线、那个工厂、那座城市。
在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白南生看来，农民工所承受的处境是“同工不同利，同城不同权”。
孟宪范指出，家庭的功能需要家人厮守在一起才能完成，分离是这些打工妹家庭的常态。这种生活状态不难描述：年轻的女孩们在适婚年龄回到老家，经人介绍结婚。婚后，她们也许将和丈夫一同出外打工，直至怀孕，她们默默地离开城市，重新回到农村。
离去或归来，选择的权利常常并不在这些还年轻的打工妹手上。在户籍制度尚未松动的当下，曾经的打工妹们总还要继续她们的生活。这些接受过工业文明洗礼、“更有想法”的女性，正在乡村中寻找不同的社会角色定位。
目前对于返乡打工妹这一群体，尚无确切统计数字，但她们的常见角色包括：有些自主创业，开办养殖场或来料加工厂；有些当上了村妇女主任、计生主任或小组长；有些为了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在中心镇专心做陪读妈妈；有些将城市的元素引进农村，在村里卖保险；当然，仍有一部分回到了耕田的农业生活中。
无论如何，她们正在以最具体的方式改变着农村的社会生态。《中国青年报》6.16赵涵漠文）
西部农村的贫困母女于全兴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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