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黄金密档》制片人丁雯静用近两年的时间，走访了11位当事人和33位历史见证者，试图还原国共内战后期那场震惊海峡两岸的“创世纪迁徙”。
之所以选择这个词，以丁雯静来看，单就蒋介石把黄金从大陆运抵台湾一事，所涉及的财富数量、所动用的人力物力、对两岸历史发展所产生的影响都可谓空前。
民间搜刮的财富
1946年3月，曾经担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的宋子文祭出“法币”换“黄金”政策，本想抑制货币贬值，不料却造成有钱人大量囤积黄金的后果。于是1948年8月，蒋介石颁行“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令民间限期兑换金圆券，为的就是回收散落在民间的黄金。
有史料记载，当宋子文抛售黄金时，国库还剩有近200万两黄金；此外，国民政府也接收有汪精卫政权所没收的黄金，大约49.5万两。
据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1948年11月16日向蒋介石报告，当时共收兑黄金166.3万两，仅上海一地收兑的黄金就达110.3万两。
也就是在蒋介石颁布财政令两个月后，随着国民党军队在辽沈战役等战场上的接连溃败，蒋介石深感大势已去。据纪录片《黄金密档》顾问之一、美国加州大学教授吴兴镛推断，蒋介石10月9日密召央行总裁俞鸿钧，很可能是交代他有关首批黄金运台的决定。蒋单线指挥俞鸿钧，以“改储金地点”方式转运首批黄金，这一行动为“国府最高机密”，知情者仅限于蒋经国和宋子文等人。
后来，宋子文左右手丁世祺的夫人丁惟柔亲口告诉蒋介石日记的校阅者潘邦正：“宋子文建议，由外国人负责的海关总署来协助黄金运台，因为外国人不会干预中国内政，海关总署的船舰比较容易掩人耳目，消息不易走漏。”
不要问里面装什么
丁雯静找到了现居台北、已90多岁的范元健。上世纪40年代末，范元健担任海关缉私舰“海星号”三副。
1948年12月1日，范元健接到紧急动员令，要求他们在舰艇上准备待命，他回忆说：“结果一等，等到8点钟没有，到12点钟还没有消息，我们就急坏了，平常我们出海的话，晚上10点钟也一定开船了，结果到深夜，差不多到快1点，船长说，开船！”和以往不同的是，“海星号”当晚并没有立刻出海，而是转向中国银行的码头，悄悄地停了下来。
靠近码头，举目漆黑，岸上一片死寂。凌晨1点左右，一个意外的景象出现了：中国银行旁的滇池路，突然走出一群挑夫，二人一组；用扁担挑着木制箱子，吃力地朝“海星号”走来。范元健和同事窃窃私语，船长一脸严肃：“不要问里面装什么，完成任务就是了。”
此时，这番场景被紧邻在中国银行旁、《字林西报》一位英国记者撞见。他从窗户中发现，挑夫正将一担担木箱从金库里搬出。
首批运送台湾的200万两黄金就这么被搬上了“海星号”。虽然英国记者的文章一度引发全国黄金挤兑事件，但大多数民众还不能相信，蒋介石会避走台湾。同年12月底，“海星号”第二次执行运送黄金任务，为了避险，军舰南驶厦门，数月后转运台北，绕了一大圈。至此，蒋已悄然运走黄金260万两，超过国库黄金存量的一半。
“在蒋介石的大溪档案中，我们只看得到3批运送黄金的记录。事实上，透过当事人口述，运送黄金的批次不下7次。”丁雯静告诉记者，主要批次外，还有一些零星的批次。
“预支军费草约”遗失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下野。10天前，从淮海战役传来消息，国民党精锐部队付之一炬。蒋介石没有完全灰心，他还在谋划如何在下野前，把国库的金银外汇等“现金”至少拿出一半用于军费，做最后一搏。
为此，蒋介石想出了“预支军费草约”。据台媒后来解释，所谓“草约”，即把上海国库现金至少拨出半数作为“预支军费”的一项作业，总数约90万两黄金、3000万块银元和7000万美元外汇。蒋介石认为，这笔钱不能被“代总统”李宗仁使用；隐藏的军费能避开主管部门和“立法院”的监督；钱由国民党军队前财务署长吴篙庆掌管，随时可以动用。
吴篙庆奉蒋之命，亲赴央行和时任财政部长徐堪的府第洽办此事，并拟定草约作为取用国库的依据。隔日，三方立约。
但这笔绝密经费没有运往台湾，而是去了厦门。
如今，只有在吴篙庆的日记手稿上能够窥见“草约”的蛛丝马迹。丁雯静推测，1949年1月27日，一艘载有1000多封密档的客轮“太平轮”在舟山群岛外海沉没。“关键的‘预支军费草约’大概也因此遗失。”
除了调派缉私舰、招商局货轮执行运送计划外，蒋介石也透过亲信的空军将领调派运输机运送60万两以上黄金赴台。
当时31岁、在机场负责调度的张麟德向丁雯静回忆道，1949年2月6日晚，上海再度戒严，入夜时刻，上海中国银行的金库又搬出大量黄金，并一箱箱运往江湾机场。“我领9架飞机，从上海到松山。每架6000磅黄金，中央一位押运员，央行派人拿走黄金。”张麟德说。
据粗略估算，蒋介石约从大陆共运走了450万两黄金。
（《国际先驱导报》4.8 邓亚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