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在随后三年时间里，八路军俘获了越来越多的日本士兵。怎样对待这些战俘呢？众所周知，这些日本战俘受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影响严重，很难在短时间内改造他们。于是由日本共产党领导人野坂参三（中国名字叫林哲）提议，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反复磋商并在1940年10月决定，由八路军总政治部在延安建立一所以日军战俘为主体的化敌为友的特殊学校。

    校长由1940年春从共产国际来到延安的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领导人野坂参三担任。教员由延安各界调来的精通日语的人员和较早转变思想的日军战俘如吉积清、川田好长、杉本一夫等担任。校址就在延安宝塔山上。

    1941年5月15日，延安八路军大礼堂座无虚席，主席台上悬挂着毛泽东的肖像，两旁挂满了延安各界送来的贺旗和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的题词。来自延安党政军的两千多人和许多日本人欢聚一堂，在这里共同庆祝日本工农学校首批学员的开学典礼。在开学典礼上，毛泽东亲笔题词祝贺:“中国人民与日本人民是一致的，只有一个敌人，就是日本帝国主义。”根据毛泽东的这个倡导，学校制定了“和平、正义、友爱、劳动、实践”的十字校训。

    学校教育进程大致分三个阶段。刚到延安为第一阶段，约一个月，对学员进行入学资格审查。然后，进行为期两个月的预科生教育课程，接着实施10个月的本科生教育。

    上课时，教师一般都用日语讲授，而在讨论时，学员必须讲中国话。有的学员，中国话讲得很差，只好用一半日语，夹杂着一半生硬的中国话参加讨论。

    日本工农学校的教员，大部分住在校外。校长野坂住在王家坪八路军总部机关，离校较远。但他一直风雨无阻，坚持来学校处理校务，给学员们上课，参加学员们的讨论会。学员们经常把自己想不明白的问题，提出来和他讨论，每一次讨论会都能使学员们得到新的收获。学校每隔一段时间，还要举行由全体师生甚至从前线归来的日人反战组织成员也来参与的各类讨论会，通过自学、自讲，达到自悟、自省。

    一天上午，学员们又举行座谈会，酒井站起来说:“昨天起，我才感到自己的心，是与中国人民的心相通的。我的脑瓜不能再僵硬了，我要努力学习，迎头赶上去。”

    酒井的话，使在座的学员们很高兴。酒井当时已42岁，在学员中年龄最大。他来中国战场前，是日本一家工厂的工头。他性格倔强，遇到不称心的事，就瞪起眼睛大吵大闹。当了俘虏后仍一直坚持敌对的顽固态度。他刚到日本工农学校，因一点小事就以绝食威胁学校，要离开延安。他公开说:八路军的教育是“利用”。现在连酒井也觉悟了，在学员中引起很大反响。

    学员小林清说:“‘俘虏’这个词曾使我几乎产生毁灭的意念，在共产党、八路军的国际主义的教育下，这些已从我的心里完全清除了。我的思想解放了，我再生了！现在我考虑的，不是将来有无前途，而是怎样争取这光明前途的早日到来。对于延安的生活，我感到越来越有意义了。”

    延安日本工农学校，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战俘学校，而且是培养在华日本人反战人才的一个摇篮。1944年春季后，我军相当一部分对日军的工作都由这些人担负，他们与我军对敌工作组织相互配合，协同作战，共谋胜敌之策，成为不可替代的力量。正如延安日本工农学校校长野坂参三所言:“反战同盟本身的力量，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不但人数增加了很多，而且培养出许多干部。像日本工农学校的教务主任、教员，都是从学生中提拔出来的。在前方更有许多能写很好的传单、标语的宣传干部。”

    1945年9月初，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结束了其历史使命，大部分人员奔赴东北、华北、华中战场，帮助我军接受日伪投降，而后回国。有些人一直留在了中国。

    （《人民政协报》4.7 王仕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