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游客赴欧旅游、扫货，已经成为一种潮流。美国记者欧逸文（Evan Osnos)在春节期间，跟三十几名中国游客一起赴欧旅游，将自己与中国游客的种种见闻一一记录。

    以前全是日本人，现在全是中国人

    随着农历兔年的临近，好像身边的每一个中国人，都准备赶着春节长假飞往世界各地游玩。我决定加入他们的队伍。

    我选择了“经典欧洲旅行线路”，这是一趟十天五国的巴士旅行，颇受欢迎。机票、住宿、餐费等费用加在一块，差不多2200美元。

    我加入的旅行团，共有38人，从6岁到70岁不等，包括高中教师、室内设计师、地产公司老板、电视台布景师以及一群学生。所有团员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集合，43岁的导游李兴顺(音译，下同)正在那里等我们，身材瘦削的他身着灰色的花呢外套，脸上架着矩形眼镜。

    我们登上国航直飞法兰克福的航班。坐定之后，按照导游的强烈建议，我和其他团员开始阅读一本名叫“国际旅行团指南”的中文小册子。这本指南描述了一系列旅行注意事项，比如：不要随身携带欧洲品牌的山寨货，一旦被海关截获将会被处以罚金……

    一片浓雾中，我们抵达法兰克福。走出机场，一辆金黄色的大巴正在门口等着我们。我选了个靠窗的座位，隔壁坐着一位健壮的18岁小伙子。我俩用中文交流，他介绍说自己叫许诺，是上海师范大学经济专业的一年级学生。我问为什么他们一家人会选在春节的时候出行，而不是待在国内走亲访友。“那都是老传统了，中国人现在越来越有钱，而且，一年当中只有这个时候有空出游。”

    座位的最前方，导游李兴顺手持扩音器，面对着我们。对于中国游客来说，导游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既是翻译，还是“说书人”，更是“全团统帅”。

    我们的巴士司机皮查来自捷克，“大概有6到7年的时间里，我接送的客人都来自于日本，现在，全是中国人。”他后来告诉我。

    “在中国，我们觉得巴士司机都是超人，可以工作24个小时不用休息，无论多晚都可以接送客人。但在欧洲，司机只允许工作12个小时。”李导游说，这里的司机都要随身携带一张卡片，开车之前，要把卡片插进仪表盘的插槽内，用来计算工作时间。“我们本来以为这不是什么大事，做个假卡或者改变一下记录就可以。但是一旦被抓住，罚金会高达8800欧元，营业执照还会被吊销。这就是欧洲，表面上，这里所有的一切都靠自觉，其实背后有着非常严苛的法律。”    

    “追捧”马克思出生地

    第二天黎明时分，我们便从酒店出发。李导游问我们有没有落什么东西在酒店，因为之前有游客出过这样的问题，习惯把钱藏在酒店房间的马桶或通风管里，但是退房时却忘了拿。

    我们行程的第一站是德国城市特里尔。这并不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地方，但对于中国人却是个非常受欢迎的景点，因为这个城市是马克思的出生地，共产主义者几十年前便流行来此瞻仰，曾被描述为中国人的“麦加之城”。

    巴士抵达一处齐整的小巷，两侧立着带有尖顶的暖色楼房，鹅卵石铺就的地面被雨水打磨得闪闪发亮。楼房前门旁挂着一个匾额，上面刻有马克思的侧面头像。我们这群人就在马克思故居门口踱来踱去，一边躲闪着来往车辆，一边举起相机拍照。

    我身边站着一位名叫王振宇的团友，50岁的他，身姿依然挺拔。

    我原以为会在这里看到更多中国游客。王听后笑着说：“年轻人已经不怎么知道这些东西了。”王出生于无锡，现在拥有一家小型制衣厂，专门制作免熨烫男士西裤。王不会说英文，却为自己的公司取了一个好听且国际化的名字，叫“格瑞特”，发音近似英文单词Great。

    我问他为什么会选择来欧洲旅游，他说，趁着还有精力，走得越远越好。    

    为什么选择欧洲

    对于中国人来说，欧洲游是一个新兴概念。2009年，一份英国旅游业报告显示，“欧洲游”在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成功的“单一、联合”品牌。对于不常有时间旅游的中国人来说，他们更乐意接受捆绑销售的策略。“在中国，如果能用一百美元做十件事，自然好过用一百美元做一件事。”李导游说。

    从马克思故居返回巴士的途中，我遇见了同行的团友郭燕金和顾晓杰，两人是来自上海的年轻夫妇。29岁的郭在一家汽车零件公司做财务，她的丈夫是环境卫生部门的一位公务员。两人为这次欧洲游存了好几个月的钱，还接受了来自父母的帮助。李导游很喜欢强调欧洲人生活的高品质，一路上都劝我们说不要在意花钱，并建议我们看东西的价签时可以假装上面写的是人民币。但是顾晓杰和郭燕金对每一分钱都花得很仔细。全程结束后，他俩可以清楚地说出每一项旅行花费。

    回到巴士上，我们继续向西前进。我在车里小睡了一会儿，醒来时，巴士已经行驶到巴黎郊外。我们沿塞纳河向西，头顶的阳光透过云朵洒了下来。李导游大声喊道：“快来感受一下这个城市的开阔吧！”话音刚落，众人的相机便齐刷刷朝向了窗外。李导游说：“整个巴黎中心没有一座摩天高楼。在上海，除非你站在黄浦江边上，否则根本看不到整个城市的全貌。上海太多高楼了，而在欧洲，所有古旧、有价值的都被保留了下来。”

    巴士停在达阿尔玛桥的一个码头旁，我们随即登上一艘双层甲板船。当船向上游驶去时，我和团友朱忠明攀谈起来。这名46岁的会计，自2004年起就经常出国。他说，中国人之所以对欧洲感兴趣，多出于一些深层的个人动机。“当欧洲统霸全球的时候，中国同样很强大，但是，为什么我们后来慢慢落后下来呢？”在朱忠明看来，外敌入侵是个客观原因。“我们在受到外国侵略时，没有迅速地作出回应。”

    巴黎“血拼”

    船驶回码头。吃过饭后，团员们簇拥着李导游来到位于奥斯曼大道的老佛爷百货商店。店内早已为远道而来的中国游客精心准备了一番，红布绸及卡通兔子的装饰象征着中国的兔年。服务人员向我们分发用中文写就的新年贺卡，里面还夹着一张九折打折卡。

    团员们都有着清晰的购物计划。许诺和父母以及朱忠明一家，径直走向了路易威登精品店，柜台前的女售货员个个都会说中文。据统计，每个中国人会在海外旅游时花1000多美金用于购买免税商品，其中大部分都是例如包和手表之类的奢侈品。

    许诺的母亲从包里拿出一张纸，上面打印着各种包的款式和图片，她试了一个又一个，站在镜子前摆弄了好一阵。顾晓杰和郭燕金则只是瞅瞅价签，随即走开。

    隔天早晨，我们穿过一群群非洲街头小贩，向埃菲尔铁塔走去。李导游说巴黎这个城市聚集了很多非法移民。中国人一直是全世界最大的移民群体，但是他们现在越来越觉得国内的工作前景比海外更好。李导游开玩笑说，美国和欧洲应该警惕高端房地产市场的中国买家。“欧洲的经济在衰退，”他坦率地说，“时代变了。”

    十点左右，我们游览完埃菲尔铁塔，接着在卢浮宫，一个说中文的导游接待了我们。她手持小旗，健步如飞，同时还不忘用中文发音教我几句法语，比如法语中的“你好”可以念做“笨猪”。我们跟着导游大步前进，团友王振宇则尝试着用新学的法语向保安打招呼：“笨猪！笨猪！”  

    中西之别

    从巴黎去往阿尔卑斯山的路上，李导游用车上的DVD播放了1955年那部老电影《茜茜公主》。这部片子是中国老一辈人心中的经典，但是对年轻人却没什么吸引力。

    我们在瑞士的因特拉肯作短暂停留，李导游向我们保证这里有“真正干净的空气”，对于来自中国大城市的游客来说，这可是一大卖点。我和团友郑道及她的女儿李诚，一同下车游览。一路上，李诚都显得非常平静。“除了建筑物风格不同，我不觉得塞纳河和黄浦江有什么差别。地铁？我们也有地铁啊。凡是你能说出来的，我们都有。”她笑着说。

    在意大利的游览，让李导游想起了国内。“你可能会想鼓吹民主政治是否有好处。当然，人民享受到了言论自由、选举自由。但是，”他指着窗外说，意大利花了几十年时间才建成那样的公路。“如果在一党制的中国，六个月就可以完成。”

    李导游如此支持政府，听起来就像是发言人一般。“外国的分析家永远不会知道中国经济为什么会发展如此迅速。对，答案就是一党制。”

    但同时，李导游对西方国家也充满钦佩之情。“我们的教育体系有太多束缚。”在这个话题上，团员们好像都有些话说。曾丽萍是一位母亲，她告诉我，孩子的老师并不乐意她来欧洲旅游。“每个假期开始之前，老师们都告诉我们不要带孩子出门，因为很快他们就要参加升学考试。”

    在这一路的行程中，我的团友们接触了很多新鲜事物，随着旅行的深入，他们开始慢慢接受这样的欧洲，一路上都在研究《华尔街日报》的许诺，最终放下手中的报纸，轻轻说了一句：“通过国外的报纸，我发现了很多原本不知道的事情。”

    （《南都周刊》4.25 欧逸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