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1月，当红二、六军团还在长征途中时，瑞士籍的英国传教士勃沙特（中文名字薄复礼）的回忆录《神灵之手》，便已由伦敦哈德尔-斯托顿公司出版发行，这本书成为西方最早介绍红军长征的专著。

    薄复礼于1934年10月在贵州黄平县被西征的红六军团俘获，此后随红军长征时间达560天，行程达6000英里，成为红军长征中一名奇特的参加者。尽管事由实非薄复礼本人所愿，但他作为跟随红军长征的唯一一个来自西方阵营的外国人，却有幸亲历、目睹了红六军团及红二方面军转战千里的艰难历程。

    薄复礼在《神灵之手》一书中写道：“带去见法官时，法官的妻子始终坐在床上注视着我们。最初，我认为那个女人可能很冷酷，但事实证明她很和善，并好像受过很好的教育。当我告诉他们，我妻子不可能坚持跟他们走这么多路时，法官的妻子宽慰我：‘我也是一个女人，她将会像我一样慢慢适应的。’”

    在薄复礼的笔下，他所称的“吴法官”和“法官妻子”，正是吴持生的父亲吴德峰，母亲戚元德。

    本文由吴持生(女)口述。  

    特殊的犯人

    这位薄复礼神父所写的《神灵之手》基本上讲的还都是事实，但是他那个特殊的角色决定了他的局限性。我妈妈说，在当时的环境下，部队的番号、行踪、领导人名字对外都是绝对保密的，所以几个能通晓中文的洋人在保卫局跟着一起长征走了很久，却始终没弄清机关名称和每个人的身份、职务和名字，他们一般统称我妈妈为“夫人”，薄复礼的笔下叫我父亲“吴法官”，是不是他看我爸爸戴着眼镜，审讯的时候总会出来，法律知识又很多——我父亲原来就学法律，还做过武汉市公安局长，就这样叫他了？他也不知道我妈妈叫什么，是做什么的，就叫她“法官夫人”。

    其实，我爸爸妈妈他们叫1934年的那次西征为“第一次长征”。按决定，湘赣省委一分为二，由任弼时同志带部分省委机关干部及六军团行动，保卫局全体干部随弼时叔叔走。那时我爸爸是保卫局长，我妈妈也已调保卫局任党支部书记，所以也一起调到六军团。

    1934年秋进入贵州地区不久，准备秘密突袭黄平的前夕，部队在驻地附近抓了一批帝国主义“间谍”和“走狗”送到保卫局，第二天又送来几个。妈妈说，记得这两拨人中有两男三女是高鼻子蓝眼睛的洋人，其中有两对夫妻（即薄复礼夫妇、海曼夫妇）还带着两个年龄不大的小孩，另外一个是新西兰籍英国基督教传教士埃米·布劳斯小姐。审讯时，五个洋人都自称是在教堂工作的神职人员，出于人道，随后将两夫妇中的妇人和孩童也释放了，其他人则以“嫌犯”收审。后来到1936年初，部队又送来一个德国籍的天主教神甫。依照当时苏维埃政权的法令，这四个洋人都以勾结反动政权、宣传宗教迷信、刺探情报等罪名，宣判他们犯有帝国主义间谍罪，判处徒刑或罚款。

    我听妈妈说，当年外国教堂林立于全国大小城市，就连偏远的小城镇都没放过。有些神职人员利用合法身份，刺探中国的军事政治、文化经济情报。在这方面我们有过沉痛教训，不少的教堂与当地反动政权勾结，成为镇压革命群众和残害革命志士的帮凶。

    在我妈妈的印象里，年长的男传教士看上去老练、沉稳，话不多；年轻的男传教士瘦高个，自以为是，爱耍小聪明，易激动、爱争辩，动不动以“上帝无处不在”来说教，因此我父亲、审判员、看守甚至小战士，都爱与他开玩笑。我爸爸曾熟读过《圣经》，所以经常用《圣经》的话去驳他的说教，时常弄得他很尴尬，无言以对。女传教士很胖，妈妈称她“洋小姐”，说她胆子很小，看见老鼠昆虫都会突然歇斯底里大叫起来。

    那时候，我爸爸作为中共湘鄂川黔边区临时省委肃反委员会主席和保卫局长，多次强调，对这类“犯人”——包括投降俘虏的国民党高、中级军官和具有特别技能的人，特别是外国人，在可能条件下给予最高的优待和特殊照顾，要用我们的精神去感化改造他们。  

    享受最优惠的待遇

    妈妈说，这几个外国人在保卫局是最特殊的犯人，我们自己没饭吃要保证他们有饭吃，有时还设法供给他们些牛奶面包吃。我们的战士棉衣还没有发下来，就首先解决了外国人的棉衣和防寒用品。

    妈妈记得，有一次过一个山崖，一边是悬崖、一边是峭壁，路又险又窄，几个“洋人”看着吓得腿软发抖，不敢通过。“洋小姐”更是吓得大哭大叫，说什么也不肯过，有的人实在被他们搞得不耐烦了，就向我爸爸提议，干脆把他们处置掉或扔下别管了。出于人道主义，我爸爸坚决不同意，他强调说，他们罪不至死，这个地方荒山僻野，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荒无人迹，留下他们不是冻死饿死也会被野兽吃掉。他命令战士用一把竹椅穿上竿子做成滑竿将他们一个个抬过去，抬“洋小姐”时，她哭闹不停，不肯上滑竿，最后不得不将她眼睛蒙上，硬捆绑在竹椅上，连哄带吓地抬了过去。在行军中，这位“洋”小姐不断出状况，一次差点连带照顾她的人一起掉进深涧中。

    这几位还配有专门照顾他们生活的勤务人员，有病了还要给他们寻医找药、单做病号饭。就这样，他们开始还是很不习惯，觉得委屈、虐待了他们，但是时间长了，他们切身体会了红军条件的艰难困苦，亲眼看到战士们在露天席地而眠、穿不上鞋赤脚行军、剥树皮挖野菜煮来充饥，伤病员缺医少药冻饿病逝……他们被眼前的事实震撼了，说红军部队是有宗旨、有信仰的军队，对一大批红军官兵们产生了敬意和好感。

    后来，关押在保卫局的几个洋人均在我们过雪山草地以前陆续释放，临行前都为他们举行了饯行宴，还给每人带上十块大洋的路费。妈妈说，这批人的释放对保卫局来讲也是如释重负。其中薄复礼临别时为了感谢我爸爸妈妈一路上对他们的关照，还将身边带的一个传教用的十字把铜铃送给他们做纪念。

    后来，我的姐姐岷生出生，这个铜铃就成了她的玩具。这个铜铃到现在还有。

    (《北京青年报》5.6 谭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