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九江，干渴的大地终于迎来了一场大雨。在德安县丰林镇大畈村，当地农民们正忙着灌溉和补种棉苗。60多岁的村民张金说，两个在外打工的孩子在农忙时不能提供任何帮助，之前他请人栽棉花每天需要60元，再请人的话成本又增高，更何况他担心今年棉花的价钱不及往年。

    已是满头白发的张金只是村上衰迈老农中的一员，因为缺少青年人，村庄显得冷冷清清，与绿意盎然的田野形成鲜明的反差。

    种田少了接班人

    这个丰林镇第一大村，人口1500多人，绝大部分青年像张金家的孩子那样在外打工，剩下一支“386199”部队——38代指妇女，61代指儿童，99代指老人。这是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大量男性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后，在中国农村自然形成的最庞大的队伍。

    在这种情况下，将来谁来种田？

    “好在现在种田不需要长时间守在田边，七八十岁的农民也可种田。”湖南衡阳三农问题研究者、前水利水电局局长刘放生认为，农业已成为产前产后“两头在外”的产业，种子、肥料、农药、农田翻耕、收割、灌溉（小型以上灌区）等环节依靠花钱购买，产品大部分外销。

    但是，用资本替代劳力，机械替代人力畜力，却又出现另一个问题——农资上涨，尤其是粮价长时间停滞不前进一步削弱农民种田的意愿。

    “现在种田属于没什么事的人才去做”，大畈村村民金林一句话很平实地道出了农民的心态：由于种粮收入低、种田风险高，一些过去视土地如命根的老农，如今视土地为鸡肋。

    “能进城的都进了城”

    张金有一门木匠手艺，如果在县城建筑工地找份工作，最高一天可赚到150元。他算了这样一笔账：“就算是在一个县城的工厂里打工，一个月也能拿到一千来块钱，一年随便也能赚万把多块钱。但是，像我们种棉花这类的经济作物，夫妻两个人种10亩田才能赚到一万七八千块钱，吃的苦完全不一样，而且还要赶上好年景。”

    在大畈村，真正从事农业生产的大多是50岁以上的农民，“40多岁的农民即使呆在家里种田的也少，大多还是在外有些副业的。”老村长张友笔介绍。

    “能进城的都进了城里。”刘放生感慨到，从2004年开始，他对衡阳县石市乡53个村进行调查，当时全乡52784人，其中15~45岁年龄段的青壮劳力26000余人，身体正常的（不包括在校、当兵和在本乡的公职人员）、仍在农村居住和间隙进行农业生产的，不足2000人，其中从事全职种养的劳力几乎没有。

    刘放生介绍，这些50岁以上的种田人，分为以下几种情形：一是在本地城乡就业者，农忙时回乡兼营耕作，占20%。二是留在乡下带有孙子女的“蹒跚老人”，占60%。三是少数外出无门的准老年人，约占10%。四是一些回乡建房或短期照顾病痛的在村老年人，顺便耕种，占5%。五是一些在城镇公共部门就业的“半边户”，退休后回到生养之地，经营田园，养老归山，占5%。“近年回流的农民工中，45岁以下的，在村居住一年以上的几乎没有。”

    一种内在精神的脱离

    “年轻人极少搞农业了，这是一个大问题。这不仅会影响粮食安全，还会加速农村社会的凋敝。”三农问题专家李昌平不无担忧地说。

    最近，大畈村里召开了一次村民大会准备选村长，大礼堂满座的村民，不见几张年轻的面孔，村长一职一时也找不到合适的人选。

    江西大畈村只是当下中国农村的一个缩影。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梁鸿在其描绘村庄萧条景象的著作《中国在梁庄》中写道，处于颓败状态的乡村，其内在精神和伦理道德一样面临着深刻的危机。在梁鸿看来，这一代农村青年与乡村、土地是隔离的，这是一种内在精神的脱离。“他们对土地对乡村对自身的文化都没有兴趣，没有完整感知生活方式和文化的存在，即使出生在农村，这些孩子长大后还是不愿意当农民。”梁鸿说。

    城市的理念已成为一种意识形态渗透到农村的每个角落。每逢春节，返乡的人们都在谈论着在哪打工、赚多少钱，这会给滞留在村里的年轻人以心理压力，“呆在家里是没有出息的，出去打工吧”，邻里乡亲的议论给年轻人外出提供着心理支持。过完年，新增和已经外出打工青年一起离开家乡，随波逐流。从一个城市漂流到另一个城市，从一个工厂转移到另一个工厂。青年逃离农村，成了一种发自内心的逃离。

    梁鸿认为，新一代的农村青年包括80后、90后农民可能真正是农民的终结，他们更像是末代农民。“这是几千年来农村不曾有的景象，不仅是社会生活逼他们，而是内在成长或情感与农村都没有联系。”

    挽救农民断层

    在北京某房地产公司做中介的曹兴，自从中专毕业后就到大城市里谋职，发过小广告、在餐厅做过杂工，即便生活境遇再怎么窘迫，他也不愿回到乡下帮父母种地，“种粮食既辛苦收入又不高，谁愿意回去？当然，如果年收入有两万的话，倒是可以考虑。”

    对曹兴这一代新生代农民来说，他们既不熟悉传统农业技术、不会使用传统农具，又不熟悉现代农业技术。虽然如今很多农民子弟都摘下了“文盲”的帽子，很多人却又戴上了“农盲”的标识。

    不过，李昌平认为，中国土地上耕作的劳动力现在至少还有1.5亿人，尽管其中的大部分人是80年代之前出生的，但“末代农民”的说法是不确切的。因为：第一，中国现在不是农民少了，而是农民多了；第二，80后不做农民了，不是绝对的，只要农业能够获得社会平均利润，不仅80后会返回农业，90后也会搞农业。

    “中国只要提高农业比较效益，是不会缺人种田的。”李昌平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应当提高粮食价格。

    农业部发展计划司副巡视员张辉指出，解决“将来谁来种田”的问题，关键是在加强农业生产力建设的同时，开发和利用好农村的人力资源，培养适应农业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新型农民。

    （《国际先驱导报》6.9 金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