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博物院成立前后

    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了曹锟政权。11月5日，冯玉祥派京畿警备司令鹿钟麟将溥仪逐出故宫，并向清室宣布了修正后的清室优待条件，其中对于故宫藏物是这样规定的：“私产归清室完全享有，一切公产则归国民政府所有。”

    1925年9月29日，清室善后委员会召开会议，制定通过了《故宫博物院临时组织大纲》、《故宫博物院临时董事会章程》和《故宫博物院临时理事会章程》。推定蔡元培、熊希龄、张学良、于右任、李石曾等军政学界闻人为董事，推举李石曾、易培基等9人为理事。根据规定，故宫博物院暂不设院长，理事长李煜瀛（李石曾）代行院长职权，易培基兼古物馆馆长，庄蕴宽兼图书馆馆长。

    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在乾清门举行了开幕典礼。

    人事安排为“盗宝案”埋下伏笔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马上接管了故宫博物院。随后任命李石曾、易培基等27人为故宫博物院理事，任命李石曾任理事长，易培基任院长，张继任副院长。

    这本是一次正常的人事安排，不料却引发了故宫内部的派系争端，为日后的“故宫盗宝案”埋下了伏笔。

    易培基是湖南长沙人，毕业于湖南方言学堂，曾留学日本，后加入同盟会。担任院长后，易培基为故宫建设做了大量工作。据故宫老人回忆，易培基是个“身材不高，喜穿长衫，戴大框眼镜，性情温和”的学者，他酷爱文物，最喜欢去的地方就是琉璃厂。但易家并无任何文物藏品，易培基曾给自己定下规矩：“人在故宫，身边处处是宝，一定要避嫌。”

    南京国民政府方面公布了对故宫的任命后，易培基因病没有到任。按当时的官场惯例，这种情况下应由副院长张继代行院长职权，但易培基却认为张继不宜主持故宫工作，于是便委派李宗侗任故宫博物院秘书长，主管日常事务。

    李宗侗出身于晚清世家大族，是同光名臣李鸿藻之孙、大学士张之万的外孙。除此之外，他还是故宫博物院理事长李石曾的侄儿、院长易培基的女婿。他的这个背景让无缘置喙故宫事务的张继心生怨恨。

    张继是同盟会和国民党的元老级人物，曾长期追随孙中山先生，当时担任司法院副院长、全国文物管理委员会主席和国民党北平临时政治分会主席。

    “九一八”事变后，故宫博物院经南京国民政府同意后，决定将故宫文物分批迁移。易培基主张迁往上海，而张继则主张迁往西安，最后博物院理事会还是通过了张继提议的文献馆由他主持迁往西安、迁移费三分之一归他支配的提议。但后来，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否决了张继的计划，要求将故宫文物全部迁往上海，而赴南京向宋子文汇报迁移计划的正是李宗侗。

    张继大为光火，认为一定是易培基翁婿在背后捣鬼，此后便一直伺机报复。

    故宫大甩卖引发的“盗卖案”

    故宫博物院常将宫中一些没有历史文物价值的物品折价售卖，这些物品主要是清宫生活用品，包括存放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茶叶、干果、皮货、绸缎、药材，以及咸丰以后的残缺器皿等。

    1932年8月，有人控告易培基非法侵占、盗卖故宫古物。11月13日，监察委员周利生经过调查后，认为故宫出售的金器有问题：一、出售金器理事会并无决议，行政院也未批准；二、出售的金器是进贡物品，成色高，而处理时售价太低；三、出售了有历史艺术价值的金八仙碗等。

    1933年1月9日，易培基逐条反驳了周利生的指责，内容大体如下：一、处理金器是理事会决定，经行政院批准的；二、金八仙碗等“均系残缺、制作恶劣，多为近时作品”；三、售出金器，“均系清内务府制办，并非进贡之品”，且成色不高，有标签为证；四、售出之款，“均作为基金，专款储存”。

    这时，博物院秘书长李宗侗又出了纰漏，据说李宗侗第一次买了几百元的皮货，过后又买了2000多元的物品，符合七五折的规定。有人建议他再购两三百元，连同上两次数目合算，超过3000元就可七折了。李宗侗贪图小利，听从了这个建议，结果却被张继的太太崔振华发现，认为他是“枉法营私”。

    张继夫妇与南京最高法院检察署署长郑烈声气相通，想借机把易培基拉下马。1933年10月，江宁地方法院检察署正式检控易培基、李宗侗涉嫌违法舞弊，盗卖故宫物品。

    由于李宗侗有把柄被张继夫妇抓住，所以力劝易培基息事宁人。易培基便和女婿双双辞职。

    “盗卖案”升级为“盗宝案”

    1934年10月，江宁地方法院检察官又对易培基、李宗侗等人提起公诉，指控易培基“陆续将保管之珠宝部分盗取真珠1319粒，宝石526颗，以假珠调换真珠者9606颗，以假宝石调换真宝石3251颗，其余将原件内拆去珠宝配件者1496处”。

    此事经媒体披露后举世哗然，易培基等被斥为故宫蛀虫，有心申辩也无人听信了。

    1937年9月30日，江宁地方法院检察官对易培基、李宗侗、吴瀛（故宫博物院秘书）3人提起公诉，除以往的“侵占”外，又加上了“吞没”的罪名。

    1937年9月，易培基在上海抑郁而终，年仅57岁。

    1947年年底，张继在南京病逝，崔振华等顿失依靠，对易案也不再追究。1948年1月9日，《南京人报》登出了一条不起眼的新闻，标题是“易培基案不予受理”，文中称因“业已赦免”，“李宗侗、吴瀛免诉；易培基部分不受理”。

    一起冤案，就这样不了了之。

    （《法治周末》6.2 王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