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间，他把一个只有五间课堂的学校办成了拥有最美的校园和世界级学术水平的大学。

    未名湖、博雅塔、临湖轩……今天北京大学主校园曾经的名字是“燕京大学”。

    1918年，北京的两所教会大学（汇文大学和协和大学）筹划酝酿已久的合并初步达成了一致。自1905年就开始在中国传教的司徒雷登，被认为是出任校长的最合适人选。

    根据司徒雷登的学生韩迪厚回忆，1919年的秋天，司徒雷登接手的燕京大学是这样的景象：那里有五间课室，一间可容一百学生的饭厅，还有三排宿舍，一间厨房，一间浴室，一间图书室，一间教员办公室。另有网球场和篮球场。此外刚弄到手一座两层的厂房，可以改作课堂和实验室。怪不得司徒雷登抱怨：“我接受的是一所不仅分文不名，而且似乎是没有人关心的学校。”

    没有办法，只有自己来。他开始在老朋友卢斯博士的帮助下募捐资金。募捐资金难免遭逢尴尬和白眼，但是司徒雷登觉得，即使募捐不成，也要和对方交为朋友，以便之后燕京大学的道路能够更加顺利。

    新建的燕京大学融合了中西文化，建筑群全部采用中国古典宫殿的式样,内部则尽量采用当时最先进的设备：暖气、热水、抽水马桶、浴缸、饮水喷泉等等。司徒雷登自豪地宣称：“凡是来访者，无不称赞燕京大学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校园。”

    过去的大学校长往往把学校内知名教授的数量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在燕京大学初创时期，司徒雷登延请到了刘廷芳和洪业两位名师，在他们的协助以及影响之下，一大批学术大师纷纷奔赴燕京。到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燕园之内已经是名师云集，国文系有顾随、容庚、郭绍虞、俞平伯、周作人、郑振铎等人，历史系有陈垣、邓文如、顾颉刚等人，哲学系则有张东荪等名宿……名师出高徒，雷洁琼、冰心、费孝通、侯仁之、王钟翰等等，都是那一时期的学生。

    真正让燕京大学跻身世界一流大学地位的，则是哈佛燕京学社的建立。

    上世纪初期，司徒雷登了解到美国铝业大王霍尔有一笔巨额遗产捐作教育基金，并声明其中一部分用于研究中国文化，由一所美国大学和一所中国大学联合执行这项计划。卢斯博士经过不懈努力使司徒雷登和霍尔遗嘱执行人克里夫兰律师见面，交谈之后，那位律师终于答应给燕京大学五十万，不过却要在一年之后，因为他要确认燕京大学是“一所值得支持的大学”。一年之后，司徒雷登再次见到这位律师，还没有说话，律师就提出决定给燕京大学一百万。司徒雷登趁机提出燕京大学发展的困难，并把款项要求提高到一百五十万，这次律师答应得比第一次爽快得多，最终于1928年春成立哈佛燕京学社。

    以当时燕京大学的实力，能够和哈佛这样当时在世界上处于一流位置的学校联合，司徒雷登也不免有些自得。

    司徒雷登不仅把燕京大学看做自己毕生的事业，更是把它看成是中国事业的一部分，认同这所大学是“中国人的大学”。也正因为如此，司徒雷登在当时的燕大师生当中受到极高的推崇。

    对于当时此起彼伏的学生运动，司徒雷登表现出了极大的宽容。1934年，北平学生反对蒋介石对日的不抵抗政策，纷纷南下请愿示威，燕大的学生也参与其中。学校无法解决，只好催促正在美国募捐的司徒雷登返华解决问题。司徒雷登返校当日便召开了大会，学生们担心校长责备他们荒废学业，但校长的话却让他们感动得热泪盈眶。大会上，司徒雷登先是沉默了两三分钟，然后说：“我在上海下船，一登岸首先问来接我的人：燕京的学生可来南京请愿了吗？他们回答我说，燕京学生大部分都来了！我听了之后才放下心！如果燕京学生没有来请愿，那说明我办教育几十年完全失败了。”

    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仿佛就是一体。朋友送给他作为居所的庭院，位临未名湖，冰心先生给它起名：临湖轩。司徒雷登没有一个人独享它，而是把它作为学校的办公地点，并很快成为燕京大学的标志。1926年6月5日，司徒雷登的夫人在这所庭院离开人世，她的墓地成为燕大校园中的第一座坟墓。

    1946年，司徒雷登做出了出任美国驻华大使的选择。

    当时燕大政治系主任兼校务委员会成员陈芳芝回忆，在离开燕园赴南京就任前夕，司徒雷登对他说：“出任大使是为了谋求和平，而只有在和平环境下，燕京大学才能生存和发展。”

    但是长于治校的司徒雷登对政治显然没有对教育那样了如指掌，这段大使生涯让他感到心力交瘁。

    随着南京的解放以及美国对华政策的彻底失败，1949年8月2日，司徒雷登不得不踏上回国的飞机，离开这片他曾经生活了50年并曾经深深热爱过的土地。

    （《北京晚报》6.17 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