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当局一直对陕北采取军事和新闻封锁，诋毁共产党的抗战功绩和中伤根据地党政军民关系。这反而引起了一些新闻记者特别是外国记者对共产党的兴趣。

    这些新闻记者多半既非共产党，也不是共产党的同情者。身为美国合众社、伦敦泰晤士报记者的哈里森·福尔曼就是其中的一位。经过与国民党当局的交涉，1944年6月，他随中外记者参观团到达延安及华北抗日根据地进行战地采访。其间，他采访了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陈毅、叶剑英、王震、吕正操等人，了解了延安的真实情况。

    1945年，福尔曼回国后便急不可待地出版了《来自红色中国的报道》（又译为《北行漫记》）一书。这部作品向全世界真实报道了抗战圣地延安，报道了模范抗日根据地陕甘宁边区及艰苦卓绝、英勇抗日的八路军，被誉为是斯诺所写的《西行漫记》的姊妹篇。    

    真实的毛泽东

    福尔曼在《北行漫记》写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保持着劳动者的本色，实行的是集体领导。在福尔曼眼里，毛泽东朴实得和普通的老百姓并无两样，他的会客室是一个有着简单砖地、白墙壁，有着笨重粗糙家具的窑洞。在暗夜的窑洞里，唯一照明的火光，只是一支蜡烛。招待客人的是淡茶、土制糖果和香烟。

    通过近距离接触和了解毛泽东，福尔曼得出这样的判断：“毛泽东在延安并不是什么不可接近的神灵，也不是所有智慧和指导思想的唯一源泉，他的话也不是不可质疑的法律。不可否认，毛的观点和建议对政策的形成有着巨大的影响，但这些只被看作是供共产党领导成员讨论和最终批准的基础，而这些领导人决不是些人云亦云的人。”

    人民心里的共产党

    福尔曼发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赢得了人民的支持。福尔曼是从民兵武装来认识这个问题的。

    他指出：“220万民兵是华北和华中抗日根据地抗日的中坚力量。他们是共产党武装起来的人民。在我看来，关于人民内心怎么看待共产党的问题，民兵作出了最概括的回答，因为武装起来的人民不可能会长期容忍一个不受欢迎的政府和一支强加的军队。”

    福尔曼还向八路军总司令朱德问到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如何解决分歧的问题。朱德认真回答说：“我们不愿意考虑中国的内战，我们当然也不会挑起这样的战争。……国民党如果企图重开内战，那么这场战争便不仅仅是对付共产党，而且是对付全中国人民，因为人民站在我们一边，他们是向全中国人民宣战。”

    神奇的军民合作

    福尔曼还发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与人民群众结下了鱼水深情。对于八路军参加大生产运动，福尔曼感到新奇,“生产运动不只是在老百姓中开展，部队也参加了。这或许可以说是八路军的特色。据我所知，世界上还没有任何其他军队这样大规模地开展过生产，这毫无疑问也是造成军民间神奇合作的最重要的因素。正是与人民的这种鱼水之情，才使得八路军在这场靠缴获或土造的武器进行的战斗中，能坚持下来。”

    当福尔曼对一群八路军军官提出，如果重庆发动一次新的“围剿”，驻扎在紧挨国民党统治区的边区的5万名集农民与士兵于一身的八路军战士，可能无力抵御胡宗南50万中央军时，他们毫不犹豫地齐声说：“够啦！够啦！你忘了，”他们补充说，“人民和我们在一起。”

    朱德还给福尔曼指出了国共两党所领导的军队的不同：我们知道自己为何而战，“遗憾的是，被国民党强行征来的大多数士兵，至少在目前还只是模模糊糊知道为何而战。很明显，这就解释了他们为什么一再受挫。但我们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战士们则形成鲜明的对比：我们是人民的战士，受到人民的支持。我们的战士有主动性，有作战能力。”

    百闻不如一见，根据地的所见所闻使得福尔曼豁然开朗。1944年9月21日，福尔曼在晋绥汾阳前线的八分区司令部欢迎大会上发表讲话，他指出：“过去有人告诉我：八路军不打仗，现在我亲眼看见了八路军是作战的。过去有人同我讲八路军没有伤兵，现在我看到了八路军是有伤兵的。过去有人给我讲这地方的人民害怕并恨八路军，现在我看到了人民是爱护八路军、拥护八路军的。”

    最后，他和其他记者们一齐高呼：“八路军、游击队、民兵、老百姓万岁！”

    就这样，福尔曼在《北行漫记》里告诉美国人民，共产党人已经“在中国创造了一个奇迹，赢得了人民的尊敬和合作”。

    （《北京日报》6.27 李庆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