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重度角膜炎患者重见光明；两位尿毒症患者有了新的肾脏；一位肝硬化患者有了生的希望，这些幸运，都来自一位因车祸去世的年仅22岁的湖北武汉大学生。他的父母忍痛捐出他的器官，他们相信，通过这样的方式，儿子就还活着，一直活着……

    “毕业了我就找个事做”

    张天锐今年49岁，又黑又瘦，满脸胡碴，总是皱着眉，额头上的皱纹就像是用刀刻上去的。胡久红，48岁，是个矮小的女人，小儿麻痹症影响了她的一生，她走起路来一脚高一脚低。

    在一间门市房前，张天锐拉起卷帘门，神情木然地说：“这就是我们的家，所有的家当。”这是一个30多平方米的铺面，屋子被一个小木柜象征性地隔成两半。外面半间几乎被几十桶脏乎乎的煤气罐塞满了，仅仅留出一条通道。屋里到处是煤气味。

    里面10平方米左右的半间才是这个家庭真正生活的地方。这是一间小到毫无遮蔽的房间，除去一个淡绿色的冰箱和一台100元钱买回来的二手彩电，再没什么像样的家电。一张双人床和一张单人床沿着墙依次摆放。胡久红扶住那张木制的小床，“原来儿子就睡在这，这么大的孩子，从来没自己住过一间房。”

    就连这间简陋的屋子也不是他们的财产，而是每月500元租来的。在他们的月工资只有四五十元的时候，这对夫妇就下岗了。除了力气，他们再没有什么求生的本领。张天锐做起了搬运工，每爬上高楼换一个重达30公斤的煤气罐，他能获得5元报酬。而妻子因为残疾，只能在家洗衣做饭，几乎没有收入。

    他们唯一的孩子名叫张磊，今年22岁。就在上个月，他刚刚结束在湖北中医药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护理专业的学校生涯，也完成了在京山中医院的实习任务。

    父亲盯着墙边一辆锈迹斑斑的手推车。每逢放假，张磊就推着小车去附近帮父亲送气。“他不像别个的儿子那么聪明、读书好，但就是蛮听话也蛮老实。”

    胡久红想起，就在几个星期前，儿子在家里一边帮她洗衣，一边憧憬：“毕业了我就找个事做，不管是好工作还是差工作，你和爸都不用这么辛苦了，爸不用再去搬‘坛子’了。”

    “你醒过来看看我们吧”

    5月31日早上6点半，张天锐像每天一样早早开始准备一天的活计。张磊也起床了，他刚刚结束在京山中医院的实习，那天正准备去医院取实习鉴定。张天锐也记得，儿子心情不错，像往常一样穿着T恤和短裤，7点钟就出门了。

    可已经开始送“气坛子”的张天锐并不知道，仅仅在离家不到1000米的十字路口，这个只有22岁的年轻人被一辆农用汽车撞倒。20分钟后，他被送往京山县人民医院的重症监护室。

    事实上，那时除了头上一点擦伤外，他的身体表面并没有明显的外伤。

    可管床医生袁以刚却知道，这个“蛮年轻帅气的小伙子”情况并不乐观。在对大脑进行CT扫描后，他发现张磊的脑干已经受到严重损伤。6月2日，病人呈弥漫性脑肿胀，瞳孔变大。医院决定迅速为他进行开颅手术，三四个小时后，手术结束，瞳孔缩小。但第二天，同样的症状再次出现。当晚，张磊已经无法自主呼吸，不得不插上呼吸机。25个小时后，医生向家属宣告：“从临床上看，病人已经脑死亡。”

    父母拉着他的手，哭着呼唤：“张磊，你醒过来吧，你这么孝敬爸爸妈妈，就醒过来看看我们吧。”年轻的女友程丽（化名）用手机在他耳边播放了他们曾经一起唱过的《我想大声告诉你》。

    可是奇迹并没有出现，没有一种声音能将张磊唤醒。他们不懂，躺在病床上的张磊还有心跳，怎么就被宣告了“死亡”。医生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向围住他的病人家属解释脑死亡的含义：病人无自主呼吸，一切反射消失，脑电静止。

    几个小时后，这对夫妇终于接受了这绝望的现实，整个人瘫倒在地上。

    “孩子身上到处动刀子，疼啊”

    6月5日早上8点，张天锐瘫在病房前“动都不能动”，胡久红被自己的姐姐搀扶着走进医生办公室。她小声地向在场的医生说出自己的决定：“儿子没希望治好了，我们想把他的器官捐出来。”

    当胡久红把捐献器官的念头提出来时，周围的亲戚们都沉默了，没有人表示赞同。这个小个子女人一辈子都脾气温顺，只有这一次，倔强得令人吃惊。“孩子是我生的，我有这个权利！”她不容分说。

    如今，这对夫妻已经记不清，他们在这个念头上究竟来来回回地挣扎了多久。两人整夜抱头痛哭，张天锐决定顺从妻子的主意。“孩子烧了，也是一把灰，捐了，没白来这世上一次。”

    在整个县城里，这是第一宗遗体器官捐献的案例。6月5日上午11点10分，武汉市红十字会器官捐献管理中心负责人骆钢强带着3名医生赶到京山县城。

    骆钢强发现，年轻的张磊身体健康。他尝试着提出，眼角膜、肝脏、肾脏和一部分皮肤都可以进行捐献。

    对于这名已经在红十字会工作了20多年的工作人员来说，“劝捐”绝不是轻松的工作。最常见的情况是，他会被愤怒的家属连推带搡撵出医院，“你怎么找到这里的？滚！”

    可眼前的夫妻俩，除了悲伤，反应很平静。张天锐想了一会儿，问道：“是不是捐得太多了？孩子身上要到处动刀子，疼啊。”

    “捐一个器官和捐几个器官的程序是一样的，都要开刀。不过，捐的器官越多，做出的贡献越大。”骆钢强劝说道。

    “总是捐，不如多捐些。”张天锐用劲地抹了一下眼泪，和妻子在早已准备好的器官捐献协议书上颤颤抖抖地写下了名字，同意进行无偿捐献。

    16点40分，管床医生袁以刚拔除呼吸机，将“就像睡着了一样”的张磊推进手术室。心电图显示，这个只有22岁的年轻人的心跳由100多次，慢慢降为30多次。17点整，心电图成为一条直线。张磊走了。

    “他的爸爸妈妈太伟大了”

    来自武汉市同济医院和湖北省人民医院的3位医生，从这个年轻的死者身上获取了一对眼角膜、一对肾脏、一颗肝脏以及2000平方厘米的皮肤。这些器官被分别包好，放在天蓝色的冰桶里。然后，他们就像对待一个刚刚结束手术的病人那样，小心翼翼地为遗体进行缝合。当一切结束后，为了表达对死者的尊重，3位医生以及一名护士对遗体进行三鞠躬。

    这个“必须比120还要快”的小团队没有在县城多逗留一分钟，他们带着张磊生命的一部分，于6月5日夜里11点到达武汉。

    仅仅就在10多分钟后，51岁的王荣（化名）成为第一个被推进手术室的病人。这个女人被可怕的肝硬化已经整整折磨了一年，基本只能在医院卧床。她一度以为，“没得希望了”。因此，当6月5日下午，这个女人在被通知前往同济医院参加配型时，她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人生会出现这样的转机。

    她是从医生那里听说捐赠者是个22岁的小伙子的：“我儿子今年也24岁了，我真感觉他的爸爸妈妈太伟大了，太伟大了！”

    第二天凌晨，天还黑着，蓉蓉已经躺在湖北省人民医院的手术室里。这个去年刚毕业的大学生，只比张磊大3岁，可11年前，她就得了慢性肾炎。

    蓉蓉一直成绩优秀，可就在进入大学的那一年，她由肾炎转为尿毒症，再也没有排尿。此后，她每个星期要去医院透析两次，手臂上密密麻麻地全是扎针时留下的疤痕。几乎就在撤走张磊呼吸机的同时，蓉蓉接到了前往医院进行配型的通知。结果是可以移植。凌晨3点半，蓉蓉握了握妈妈的手，然后被推进手术室。3个多小时后，医生出来告诉焦急的母亲：“手术很成功。”

    紧接着，又有一名30多岁的尿毒症患者进入手术室。4个小时后，他成功换肾。

    等到时钟指针转动到6月6日早上8点，右眼几乎完全失明的李可（化名）在同济医院接受了角膜移植手术。为了这只角膜，她已经足足等待了5年。

    张磊的另外一片眼角膜，被小心地存放在同济医院眼库内一台绿色的冰箱里。医生说，过不了多长时间，这片年轻的角膜就将带给另一个病人光明。

    “起码还能让孩子的一部分继续活着”

    6月5日傍晚，获取器官的手术刚刚结束，为了避免熟人看到，几个亲戚快跑着把被白布单裹好的张磊运进医院楼下的殡仪馆车里。第二天，张磊被火化，骨灰送回老家祖坟，他的背后是一片松树林，面前种着高粱和西瓜。

    回到县城，胡久红必须不停地干活。她希望自己一刻都闲不下来，这样就不会想到已经离开的儿子。有时，她在擦地，恍惚觉得儿子就坐在床上，“我和他说说话，就像他还没走，只是我摸不着他。”

    张磊的书本和衣服，已经全部“烧”给他了。胡久红费力地从床底拉出了一个小木箱，取出一个被黑色塑料袋层层包住的小包裹，里面放着张磊生前仅有的5张照片。这是一个白净秀气的小伙子，喜欢穿白色的衬衫，在镜头前总是笑呵呵的。

    “后悔捐献吗？”

    “捐了，起码还能让孩子的一部分继续活着。”

    6月15日，夫妻俩来到位于武汉市石门峰陵园的武汉遗体捐献者纪念碑前，“张磊”是这块灰色石碑上的第385个名字。他们蹲下身去，轻轻地摸了摸那两个字。

    （《中国青年报》6.22 赵涵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