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怎么写》（夜记之一）一文中写道：“毕磊君大约确是共产党，于四月十八日从中山大学被捕。据我的推测，他一定早已不在这世上了，这看去很是瘦小精干的湖南的青年。”可见，鲁迅与青年共产党人毕磊有着深厚的友谊。

    1926年夏，鲁迅脱离了军阀占据的北京，南下厦门，担任厦门大学文科国文系教授兼国学研究院教授。1927年初，鲁迅又应中山大学之聘，由厦门到达曾经是革命中心的广州，担任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同时兼任教务主任。当时中共广东区委委派与鲁迅联系的即是中山大学学生毕磊。  

    毕磊是湖南澧县人，出身于职员家庭。幼年随父迁居长沙。1922年从长沙明德中学毕业后考入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后改广东大学、中山大学）英语部。11月，与同学一道组织倡导“科学和教育救国”的知用学社。1925年加入中国国民党，并任学校特别支部委员。“五卅”运动爆发后，积极投入广东的反帝斗争，思想进步很快。同年9月，任广州革命青年联合会执行委员，分工负责宣传部工作。不久，当选为广东大学学生会主席。同年秋，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年底，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6年2月初，当选为广州青年运动委员会委员。4月，参加广东全省青年运动人员大会秘书处的工作。5月，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学生运动委员会副书记，协助恽代英在广东文化教育界、青年团组织和黄埔学校开展青年工作，成为广州学运和青年运动的著名领袖之一。受党组织委托，主编以国民党广州市党部宣传部名义发行的《广州评论》旬刊，他还主编刊物《做什么》。

    1927年初，北伐战争节节胜利，形势很好。然而国民党的右派却在蓄意破坏国共合作，酝酿叛变。因此鲁迅一到广州，就发现广州的现状是“红中夹白”。国民党的右派为了欺骗群众，争取舆论，开始是对鲁迅采取拉的手法，但鲁迅看穿了他们的意图。那时官僚戴季陶、陈公博、孔祥熙等也纷纷前来邀请赴宴。对那些请帖，鲁迅则干脆在传达室里贴上“概不赴宴”四个大字作为回答。

    然而鲁迅对中共派来的毕磊却是非常热情。毕磊根据中共广东区委的指示，经常把中共主办的刊物《人民周刊》、《向导》、《少年先锋》、《做什么》等送给鲁迅阅读，并且向鲁迅介绍中共对当时形势的看法。鲁迅总是很仔细地听毕磊的讲话，而且不时谈论自己的想法。星期天鲁迅还常与毕磊一起到书店浏览，去公园散步。

    3月的一个夜晚，鲁迅由毕磊陪同来到中共两广区委的秘密机关，与陈延年同志会面。通过与陈延年的长谈，以及与毕磊的频繁接触，鲁迅更清楚地了解了当时的形势，了解了当时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和任务，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鲁迅通过毕磊与进步学生团结在一起，他花费很多精力，关心中共支持出版的刊物、壁报，并每月捐助经费。

    那个时候，国民党右派已经满腹杀机。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终于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对共产党和革命人民举起了屠刀，逆风很快刮到了广东，毕磊多次冒着风险到鲁迅家看望。

    4月15日，广州开始了对共产党员的大逮捕，黄埔军校的武装被解除，省港罢工委员会的武装被解除，各工友纠察队被勒令解散。中山大学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学生一批批遭到逮捕，其中就有毕磊。鲁迅为了营救毕磊和其他共产党人、进步学生，冒着风雨赶往中山大学，在中山大学各系主任的紧急会议上严词抗议，并大声呼吁营救学生，可是朱家骅拒绝了这一正当要求。鲁迅见营救无果，愤然宣布辞去中山大学的一切职务，并退出会场，表示强烈的抗议。

    接着，鲁迅在报上看到被捕青年在南关戏院收容的消息，他不顾自己的安危，主动捐款，并亲自前去慰问。

    毕磊是一位坚强勇敢的中共党员，敌人对他多次严刑拷打，又派戴季陶、朱家骅到狱中诱降，他坚贞不屈，痛斥敌人，英勇地带领大家高呼革命口号，并在狱中带领难友开展斗争。4月23日凌晨，敌人用两艘军舰将他和萧楚女等人押到珠江南岸的南石头“惩戒场”杀害，他被铁链锁住，残酷地装进麻袋，丢进了珠江。牺牲时年仅25岁。

    鲁迅听到毕磊壮烈牺牲的消息，十分悲痛，他在许寿裳面前多次谈起这个瘦小精悍、办事干练的湖南青年，深情地感叹道：“常常来谈天的，而今不来了”。

    （《人民政协报》6.30 沈鸿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