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告诉你们！”

    杨力伟是一个典型的“90后”。穿着白T恤衫、运动短裤、白球鞋的他和医生说说笑笑。

    第一天到达北京的杨力伟压根儿不接受媒体采访，到达北京的第三天，杨力伟才面对了中央电视台的摄像机。当有记者问：“你老家在哪儿？”他笑着往后一退：“我不告诉你！”

    他至今还瞒着父母。“我妈妈是个脾气直的人，如果提前被她知道了，怕不知会出什么问题，所以我一定要回去当面跟她说。”他这两天对媒体说得最溜的一句话是：“我没授权你们播，要是播了出了什么问题，都是你们的责任！”

    这是杨力伟第一次来北京。到京第二天，北京的表哥带他逛了天安门、故宫，表哥一家人知道整件事，帮他瞒着家里人。

    “一开始知道我和患者高分辨配对成功时，我还觉得很荣幸。但后来就开始慎重地考虑这个问题，我其实最先考虑的不是要不要救这个患者，而是如何过我家人那关。我家属于一直过得比较平静的家庭，这种事对家里人来说，绝对算大事。

    “我自己一开始也有顾虑，虽然上网查了说跟普通献血差不多，但还是担心对身体有不好的影响。可是我一想起来对方是一条生命在等着我，我就不犹豫了。那个患者今年12岁，和我一样是90后，而且谁没有过12岁呢，我觉得那段时间是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交的朋友也是最纯真的朋友。真应该开心地过下去、玩下去，而不应该这么早走……”说着，小杨开始哽咽，眼眶湿了。

    “我想我中奖了”

    在中华骨髓库中，对患者做低分辨的造血干细胞配型测试后，通常能找到10个左右配型相合的捐献者。分库工作者就会联系捐献者：“现在有与您适配的患者，您是否愿意捐献？”

    这样的初筛，回复的时限是两个工作日。医院将初筛汇总，收到从最理想配型开始依次往下排序的捐献人选报告单，“我们通常是按年龄，身体条件好的年轻人优先捐献，年老体弱者靠后。”空军总医院血液病科副主任医师朱玲说。

    陪同杨力伟的中华骨髓库湖北分库工作人员章晟，4年前也是一名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他当年接到电话时的心情，正如2011年的杨力伟看到章晟邮件时的心情，“虽然我加入了骨髓库，但是我想怎么可能呢，一定是骗子吧！”

    当后来章晟在QQ上和他越说越多，杨力伟才逐渐意识到这是真的：“我觉得我中奖了，而且这次是中大了。”

    低分辨测试下配型相合的捐献志愿者同意了，就由医院再做高分辨的测试。测试费是每个人3100元，这对患者家庭来说，的确是一个负担。“通常会选择两位较合适的捐献者做配型测试，再加上患者自己，这一项的费用就近万元。”朱玲医生说。

    通常患者家属需要预交2万元，作为医院各项体检、测试、捐献者的来回路费等支出，多退少补。引人注意的是，这2万元中，还包括了给捐献者的5000元“误工费”。“我们不想把‘捐献’和这5000元钱画上等号。原本造血干细胞就是无价的，而捐献者也是有人道主义的无偿精神。设置这样的补偿，只是因为捐献可能要耽误志愿者好多天的工作时间，而他的单位并不一定会支持，我们不能让患者又献血、又受经济损失。”

    “地下工作”开始了

    “5月中旬高分辨结果出来以后，章晟告诉我配上了，他又给我联系做健康体检。”小杨说，“我知道结果时，正在学校的操场上，就给我妈妈发了个短信，告诉她‘我配上了’。我妈从一开始就知道中华骨髓库的人找我，但她也许觉得我不可能配对成功，就一直没太问。”

    但与此同时，在遥远的老家，母亲的心渐渐变了。第二次家里和杨力伟做了“正式谈话”，是5月27日。母亲的理由很明确：“万一身体弄垮就不好了，因为我才20岁嘛。”那天他觉得母亲生气了，于是果断地对家里人说：“我不去捐了。”

    但这个20岁的大男孩却决定瞒着爸妈，自己一个人去捐献造血干细胞。“因为我的想法还是蛮理想的，就是去帮助一个人嘛。”面对摄像机，他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骨髓库与上海医院方面商定的采集时间原本是6月下旬，地点是在武汉的协和医院。

    但是在上海，12岁的小患者突然感染了。上海医院被迫紧急进行化疗，直到将其体内的白细胞全部打掉之后，才让其进入舱内接受造血干细胞的移植。这使得小杨的采集时间向后推迟到了7月8日，采集地点也由武汉改到了北京的空军总医院。

    这恰是小杨学校期末考试的时间。小杨把所有的事情告诉了系里的老师。同时，章晟所在的湖北分库也给学校出具了一份书面函，证实他确实是要去北京采集造血干细胞。

    “老师也没说什么，就让我回去好好休息，考试的事情不用担心，学校会帮我处理。”小杨说。

    学校领导开会决定，将6日的考试提前到他来北京之前，8日的考试他可以缓考，下学期学校再给他重新出一份卷子。

    “为什么没有要求患者家属延迟采集时间呢？”

    “我确实也这么想过，可是听说患者感染后病情加重了，我就想，我就是不参加考试，也不能耽误这个事。”小杨说。

    其实一点不可怕

    中华骨髓库从2001年建立到现在，已经整整十年。从捐献者那里采集造血干细胞已经基本不存在风险，但短期内注射动员剂，的确会打破人体平衡，捐献者通常会在一周内恢复。

    7月8日本来是杨力伟考专业课的日子。早上6点一过，他就被医院的护士叫醒采血、打最后一针动员剂，一直在病房陪着他的中华骨髓库的工作人员章晟则不停地接到媒体、校方、医院、患者家属的电话。

    趁着媒体还没到，小杨钻进洗手间洗了个热水澡、刮了胡子。

    7点40分左右，30多家媒体记者到达了小杨的病房。小杨这时拿到患者送来的感谢信，立刻让章晟念给他听，听着听着，本来还咧着大嘴笑的小杨，眼角缓缓流下了两行热泪。小杨说，他昨天在电脑上也打了一封信给小患者。

    血液科的朱医生来到病房，提醒采集的时间到了，多台摄像机架在门口，准备拍摄他出门的镜头。

    在媒体、医生的簇拥下，8点半，杨力伟从病房走到了住院部12楼的造血干细胞采集室。

    记者走进采集室，杨力伟正仰面躺在病床上，胳膊上的两条管子在不停地收血和换血，看见记者，小杨腼腆地笑了，对记者说他感觉良好，没觉得什么地方不舒服。

    11点40分左右，在采集进行了3小时10分左右后，血细胞分裂仪停止了运转，宣告小杨的造血干细胞分裂结束。医生将才挤出来的60ml造血干细胞从分裂仪中取了出来，交到杨力伟手上。小杨兴奋地把脸贴在这袋用来救命的血液上，长吁一口气，“如释重负”。

    采集完毕后，杨力伟面色略微苍白，但精神依然饱满，“没觉得不舒服，就是躺了快4个小时，全身发麻，有点累。”他边说边从章晟那里拿到自己的手机，埋头看短信。

    出发来北京捐献前，杨力伟和老师有两句对话。“老师笑我说‘小名人啊’，我说我就去抽一下血，去两天就回来，我还是上我的学，你还是我老师啊。”

    （《中国青年报》7.9 庄庆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