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人而言，家庭教育是一个人价值观形成的基地。孔子提出一个人的学习要分为几个阶段：第一阶段“入则孝，出则悌”，就是讲家庭教育；第二阶段是“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说的是社会教育；第三阶段是“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就是说你前两个阶段都完成了的话，就可以去学习文献知识了。我们现在是反过来了，在学校接受了很多年教育之后再去接受社会教育，而家庭教育呢？往往被我们牺牲掉了。

    传统中国人接受的是一种农耕文明的土地教育。孩子春天撒着欢儿地玩耍，夏天在河沟里游泳，秋天掰玉米、刨土豆回来烤了吃，冬天换上新棉袄放鞭炮、贴春联、过大年。四季的循环，在农耕文明里清晰展现。因为崇尚多子多福，每家每户都是大的拉扯着小的。一个馒头热气腾腾地出锅时，可能要掰成四块，每个孩子吃一块。这就叫分享。

    我们现在的孩子，远离了“分享”这个词。家里的水果，都是爷爷奶奶剥好了、切成块、用叉子喂到孩子小嘴里，说：“多吃两块，你还得练琴去呢！”从一人捧着一块馒头在阳光下玩耍，到现在的锦衣玉食、叉子叉在水果上送到嘴边，我们究竟是进步了还是倒退了？

    进步有它的社会标准，但进步也有它的心灵标准。有时候我们只欣喜于得到的东西，却忽略了付出的是什么。今天，我们可能得到的是更多的知识，但付出的却往往是一个孩子快乐的能力。

    今年春节我带女儿去丽江玩，她第一次去养鸡场捡鸡蛋，感觉特别新鲜。回来后她一手握着一只鸡蛋，吃饭时也攥着不放。我们都笑她，“你那鸡蛋都快孵出小鸡来了。”在机场过安检的时候，她也舍不得放下。就这样，两只鸡蛋颠沛流离地跟着她回了家，一进门还没来得及换鞋，她就扑到姥姥怀里说：“姥姥，我给你带回来两只鸡蛋！”那一刻我心里挺惭愧的，因为我顶多想到给我妈妈买些土特产，但没想过不花钱还能给她带回来什么。那时我就在想，孩子做了什么事情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心中有没有牵挂。

    一个从小懂得牵挂别人的人，长大了才可能被别人牵挂。家庭就是一个让我们从小酝酿牵挂的地方。    

    一切努力都是为了提升尊严、延展自由

    现在，社会上关于成功学的教育太多了，我们几乎把成功作为人生的终极目标。但我始终认为，成长比成功更重要。

    成长是一个过程，成功是一个结论；成长是相关于生命的评价，成功是相关于社会的评价；成长是一个内在的系统，成功是一个外在的体系。我更希望孩子注重心灵、注重自我、注重人格，而并不是那么在乎外在的标签。

    从一个人到一个国家，“成长”是最健康的力量，也是最恒久的力量，它不依附于外在，而是你自己内心的一种状态。儒家讲“君子日三省乎己”，是在“反省”中不断成长。道家讲的“道”是“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一个人的生命，难道不应该保持这样一种状态吗？一个人过分热闹了，就被社会的标准绑架了；一个人不独立了，就放弃了自由；一个人失去了周行不殆的能力，就停滞了。

    那么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家长应该看重什么呢？我觉得有两个特别重要的指标，就是尊严和自由。其实人这一辈子，一切努力都是为了提升尊严、延展自由。

    我记得女儿5个多月就在选择玩具这件事上，表现出了一种强烈的个人取向。她的周围堆着各种玩具，但是她爱玩的只有一样——空药瓶子，她喜欢“咔啦咔啦”起劲地拧瓶盖。我们家的阿姨就从她小手里抢过瓶子说：“这个不好玩，你还是玩电动娃娃吧！”可是我女儿把电动娃娃推到一边，顽强地去抓那个瓶子，继续痴迷地拧瓶盖。我后来去咨询儿童心理学专家，他说那个阶段正是孩子的手指开始学习精细化动作的时候，拧瓶盖这个动作对孩子小肌肉的发育大有益处，可比玩电动娃娃好多了。所以，我们认为昂贵的电动娃娃更好，这只是成年人的标准。孩子的尊严是与生俱来的，不该粗暴地剥夺它。

    我们的社区经常会举办孩子们的游艺比赛，有一次我女儿去玩，得了很多奖券，可以兑换玩具或是家庭卫生用品。之前她都是换气球的，但那一次她特别犹豫，一个人自言自语地说，“我已经是大孩子了，不要气球了！”那时候正闹“甲流”，她就选了一块洗衣皂。回家以后，她一天十遍八遍地提醒我们：“你们洗洗手吧，那个肥皂是我带回来的！”家里的洗手液都不能用，洗手全用她拿回来的洗衣皂，那段时间我们全家人的手都特粗糙！但是我们觉得要充分肯定她的劳动，因为她牺牲了自己的气球，她在为我们着想。“尊严”关联着“责任”，她有这种意识，觉得能为别人做事很光荣。    

    长大了老师会给她讲“安史之乱”的

    女儿背诗，我从不限制她如何使用和想象。我清楚地记得，她第一次使用诗词是在两岁多的时候，有一次我出差回来，问她：“你想妈妈吗？”她冷不丁地说了句：“路上行人欲断魂。”她背诗居然能“活学活用”！她喜欢把我们的大床当蹦床，有一回她爸爸说：“你别蹦了，都把我们的床单蹦破四条了！”谁知她一边蹦，一边高声说：“人生得意须尽欢！”把她爸爸噎得瞠目结舌。

    后来她竟然开始给人讲诗了。杜甫的《春望》，我听她给别人讲过一个特别“雷人”的解释。她说：“‘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这说的是杜甫他们那儿地震了。国还在，但是震破了；山河也在，但是走样了。为什么‘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呢？因为地震太厉害了，大家很伤心。”听着她这个地震版《春望》，我想我没有办法纠正她。她3岁时在电视上看到汶川大地震的惨景，4岁时看到玉树地震，后来她又看到日本海啸地震，她知道地震是一种苦难。所以我想，那就让她这样解读吧，长大了老师会给她讲“安史之乱”的。

    女儿从小就在解构经典。但是我没有纠正过她一次，因为我觉得，她可以胡说八道的年华还有多少呢？我很留恋她可以胡说八道的自由。她不知道什么是权威，她认为她有阐释的权利，而这种权利可能到她读小学时就要被剥夺了。

    有一次女儿坐在床上看唐诗，正好那个标题的字她都认识——《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她像见到老朋友似地点点头说：“哦，这也是王维的。”我就教她念，“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讲到一半，她说：“王维的诗，也不是都好。”我说：“怎么不好了？”她说：“不押韵。”我一看，还真是不押韵。到了晚上，我正在漱口，她突然摇头晃脑地感慨：“李白这个人，写诗还是可以的。”我一口水差点喷出来！我问她为什么，她说：“起码比王维押韵。”我后来一想，李白的诗不管多么清浅通俗，还真都押韵。我发现她能讲出一些我没想到的道理，因为我讲诗词讲了那么多年，对大家难免心怀敬畏，却也失去了一个小孩子对诗词的遴选标准。所以，现在经常是她给我讲诗词，我觉得这很有意思，我愿意呵护她这种自由的权利。

    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年轻人对料事如神的老酋长很不服气，有一天他捉了一只刚孵出来的小鸟放在身后，问老酋长：“我手里的小鸟是生还是死？”他想，你要说它是活的，我手指一捻就掐死它；你要说是死的，我手心一张就让它飞起来。凭什么你说的都是对的？我一定让你错一回！结果，那位睿智的老人只是宽容地一笑，他说：“生命就在你的手中！”

    这是一个好故事，它关乎生命的成长。所有时间中，最重要的就是当下；所有权利中，最重要的就是成长。

    (《解放日报》7.15 刘璐 尹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