覃凤孝推着小车挡住过往的车辆，收取过路费

    “捡钱”的收费点

    “发财，发财！”在令人窒息的热浪与尘土中，覃凤孝推着小车，横在路中央，对着面前的货车司机喊叫。司机探出头，指着后方5米开外一个用自行车拦路的中年男人，不耐烦地叫道：“不是刚给过了么？”“两家人啦，各收各的！”覃凤孝说。司机要把1元钱递给她，覃凤孝示意他丢在地上即可。货车绝尘而去，覃凤孝捡起钱放在小推车里。记者数了下，小推车里几乎全是5角或1元的钞票，大概有50元左右。这是从早上7点开始，一个上午的收获。　

    当记者问覃凤孝旁边那个也在收费的中年男人时，她一口咬定不认识。问了许久，她才承认那其实是她的堂弟覃福贵。“本来关系都很好的，晚上会在一起吃饭。”覃凤孝说，“现在可不行了。你看从他那里先经过的车，要是丢下5块钱，到我这里绝对只肯丢下1元钱。可他不会想到把那5块钱分一半给我。”从我这里先过的车就不愿意给我5块钱，他们觉得我一个女人好打发，男的拦路要给张面值大的才放行。”

    “十几天前我们还在一起收费，推一个小车。有一次我明明看见白天有人扔了张10元钱，晚上那张钱却不见了。问我堂姐她说没看见。我们干脆分开收。现在倒好，我收一次，她收一次，人家扔的钱全部都是5毛、1块的，连5块钱的票都再也看不见了。”覃福贵说。

    “我们哪里是在收钱？”覃福贵反复纠正记者的用词，“那些车辆为了逃费，都过来走这条土路。屋里的灰尘太大了，我们就拿车在外面挡一挡不让他们过。他们非要过，扔下一两块钱，于是我们就只好把车搬走放行了。”覃福贵带记者走进离土路3米开外的房子。屋里空空荡荡的，只摆了一个电视机和几把塑料椅。“土那么大，我们房间里什么都不敢放。”覃福贵顺手在墙上贴的松鹤图上划了一下，指尖立刻变得乌黑。“过去那些货车把这里压出半米的深沟，我们自己出去也不方便啊。4月份我们搞来些石子，填在路上，花了两三千块钱。这钱谁还给我们？还不是靠好心人扔个一块两块的？”在是否构成“收费”的问题上，覃凤孝和覃福贵的态度很一致：“我们都是让他们把钱扔在路上，从来不拿手接钱。捡钱算得上收费么？”覃凤孝说。

    “山寨”收费始于今年清明节，收费的道路是广西柳江县柳邕收费站西侧一条土路。收费站在322国道上。除了左右各两条南北向的收费车道和一条备用车道外，收费站双向最外侧还应各有一条供超宽车走的车道。覃凤孝收费的土路就是本应建成往南方向去的超宽车道。

    “没办法，现在大车过来了，我们的收费员都要出来引导它走马路对面逆向的超宽车道。”收费站副站长朱友旗说。

    谈及占路收费的原因，覃凤孝的丈夫韦烈卷告诉记者，“清明前，收费站换了一个新站长，我们找他继续反映问题。他说他是新上任的，以前的事情也不清楚。我们一下很绝望。那么我们就和你对着干，让你收入减少，你们还能不管我们么？”韦烈卷所说的问题，来自2005年收费站兴建时的征地行为。

    历史遗留问题

    当时担任柳江县国土局征地中心主任的杨旭升告诉记者，收费站选址在现在的位置，还是三思之后，将不良影响降到最低的结果。本来计划建在往北400米，涉及征用20多户成团镇渡村村民的土地，包括水田和鱼塘两种土地类别。其中覃福贵三兄弟家的水田也位列其中，在随后的水田奖励款发放中，他们共得了1200元。但由于后来和一户有鱼塘的人家在土地补偿款金额上没有谈好，加上考虑到水田是农民的养命田，还是征用土质条件较差的旱地，从保护土地资源的角度讲更为合适，于是最终决定将收费站南移。

    南移之后，国道东侧的280亩土地已经在2003年得到自治区政府的批文用来开发工业园，并在当年与多数农户签好了征地补偿协议。这样东侧的土地就可以直接平整，用来作为收费站的服务区，在里面建办公楼和宿舍楼。需要补征的就是国道西侧的土地。

    杨旭升记得，最早的征地阻力就来自覃福贵三兄弟。“他们说在得到了水田征用的奖励款后，一想到田地马上就要被施工推平，便停止了施肥，这样当年的产量就有所下降。他们要我们赔偿这个损失，才能再征用旱地。”不过之后，杨旭升说他就调到国土局的政策法规股工作，没有再参与西侧征地的事务。

    覃家三兄弟里，至今未签字的只有覃福贵一人。由于覃福贵一直对赔偿不满，这块土地迟迟未能建成超宽车道。

    至于覃凤孝一家，当初不同意签协议就不仅是嫌征地补偿低那样简单。收费站未建前，覃凤孝和韦烈卷除了耕种家门口的1亩多旱地外，还在国道旁摆了个粥摊。“那时粥卖1块钱1碗，一天收入就能有200块。”覃凤孝说，“收费站建起来，车都不能停留，我们还怎样摆摊卖粥？结果他们只赔了我们1000多块钱粥摊的损失。”在收费站西侧开工那天，覃凤孝夫妇出来阻工，曾被带走，因为家里孩子没人管，第二天就被放出来了。

    “我们眼看着收费站建起来，结果那个西边的飘檐，怎么设计得好像大刀，就朝我们家劈来。”覃凤孝夫妇于是又不断扰乱施工进程，使收费站西侧的顶板始终没有铺上，西侧的超宽车道也未完工。自2006年开始，覃凤孝一家通过收费站站长，向城投公司要求“挂红费”，也就是风水被破坏而应支付的补偿，并从最早的5000元，涨到了现在的4万元。覃凤孝说：“当年不给我们钱，现在当然不是这个价了。粥摊摆不成，我和老公去做狗肉生意，结果是一年比一年难做。我哥在2008年出了车祸，现在什么事情都干不了，只能过来帮我收钱。他原来力气大得都可以打老虎，这全是头上两把刀闹的！”

    覃凤孝一家最终于2010年签下了征地补偿协议。“反正地都被强占去了，为什么不把钱领回来？”韦烈卷说。从征地红线图上可以看出，他们现在收费的位置也在红线内。对于这0.351亩应建成超宽车道的土地，他们实际已经领过补偿款了。

    征地困境

    “只有土地问题才是可以放到桌面上来谈的问题，也是真正能给政府带来压力的问题。”柳江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吴永造说。从2006年至今，吴永造一直负责协调各方，争取妥善的解决方案。在他看来，“山寨”收费站的实质和突破口，就在于覃福贵和那份未签字的补偿协议。“农民把所有问题都捆绑纠缠在一起。事实上，涉及土地征收未完成工作的只有覃福贵一人，其他已经签协议的人，都没有充足的理由去阻挡我们封闭、硬化那条道路来做超宽车道。收费站的飘檐我们可以请人来做优化设计，至于影响房屋出租的想法，我们会继续帮助他们建立‘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的观念。”

    “说到底，一次给老百姓十万八万又能怎样？农民通常缺乏理财能力，他们只会把钱花光，却不懂用钱来挣更多的钱。”吴永造感叹。在柳江县，被征走土地的农民并不能因此获得长久的保障。吴永造介绍说，对于征地后人均土地低于0.3亩的农民，政府会提供两方面的帮助，但其实效果相当有限，“一是承担农民养老保险费用的30%，二是在征地项目中拿出10%的土地供农民发展第三产业。问题是，养老保险农民还要自己负担70%，年轻人都觉得不值得；而在离镇子较远的农村，农民又看不到发展三产的前景”。

    (《三联生活周刊》2011年第30期 丘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