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老人看来，他在故宫里最大的收获，不是一门功底扎实的手艺，更不是一个象征着虚名浮利的位置，而是踏踏实实、规规矩矩地做人做事之道。

    走进文物修复专家刘玉的书房，便可见故宫在这位75岁老人心目中的位置之重。一幅精心装裱的“皇帝之宝”宝玺印拓，被挂在书房最显眼的位置。

    在故宫博物院，许多技术一直是“单传”。作为著名书法篆刻家金禹民的传人，复制这方“皇帝之宝”宝玺，刘玉视为自己此生最引以为傲之作。

    在故宫收藏的“二十五宝玺”里，“皇帝之宝”是唯一一方木质宝玺，除4方传国宝玺外，它被列为21方日常公务宝玺之首，是真正意义上“宝不离身”的御物。从乾隆十三年钦定使用开始，至宣统末年进入紫禁城库房，它在完成自身使命的同时，也见证了一个王朝的覆灭。

    1925年10月10日，当紫禁城有了新的名字“故宫博物院”时，这方宝玺带着自身177年的历史，成为顶级文物。它被复制，则是48年之后的事。当时，年近七旬的金禹民已半身不遂。完成复制任务，便成为他的单传弟子刘玉义不容辞和当仁不让之事。

    不仅如此，从踏进故宫博物院开始，直至1998年，刘玉为故宫摹刻复制印章5000多方。如今，这些印章排列在一组柜子里，几乎挤满了故宫博物院摹画室的一面墙，其中包括印在故宫所藏《兰亭序》摹本上的148方印章，还有印在顾恺之《洛神赋》、韩滉《五牛图》、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上的印章。特殊的身份，让老人成为当世唯一复制过帝王玺印、官印和历代书画家、收藏家印章的人。

    如今，提起解放后进入故宫博物院修复厂的那些修复专家，沉默寡言的刘玉是个绕不开的人。他在故宫的文物修复历史上占据着一个独特的位置。    

    视文物如生命的一代人

    “我参与复制过数百件故宫书画顶级藏品，工作中没出现过差错，也没听说过其他人出过什么问题，因为我们心中有‘文物胜于生命’的理念。”8月27日，在书房里接受记者采访时，刘玉首先拿出的是两张已经发黄的稿纸，其中一张开头便写着这样的字句。

    1956年9月1日，刚刚从当时的北京三十三中高中毕业的刘玉，到故宫报到上班。对这个家庭成分为“地主”的京郊青年来说，能找到一份工作，已属万幸。他特地挑选学校开学的日子到单位报到。故宫于他，更像是一座新学校。

    也是在这一年，28岁的蔡瑞芬服从组织安排，跟随丈夫到北京故宫博物院工作。此前，这个上海市市立助产学校毕业的中专生，曾为即将奔赴抗美援朝前线的志愿军士兵检查身体，帮他们治疗血吸虫病。送走这些年轻的战士，蔡瑞芬进入上海市卫生局工作。

    她的一些同学或同事跟她一样随丈夫进京，但大都通过各种途径，留在了医疗系统。蔡瑞芬则没有，她后来成为故宫修复厂厂长。

    “都是干革命工作嘛，在哪儿都一样。”今年83岁的蔡瑞芬笑着回忆说。

    她和丈夫是被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吴仲超调入故宫工作的。吴仲超于1954年6月被从华东局副秘书长、党校副校长任上，调任故宫博物院院长。

    在后人的记忆里，吴仲超担任院长后，除了在故宫内四处了解文物的状况，极其重视文物修复，还从故宫外四处招揽人才。

    “没有一大批专家和业务骨干，故宫博物院是办不好的。”蔡瑞芬回忆，吴仲超经常这样告诉故宫的领导干部们。蔡瑞芬的丈夫在上海是吴仲超的部下，被他调到故宫担任古建队队长。

    1977年1月，唐代画家韩滉的《五牛图》被送到故宫修复厂。经过半个多世纪的颠沛流离，这幅传世名画当时已经千疮百孔、遍体霉斑，仅五牛身上大小洞浊便达数百处。吴仲超等人决定将抢救修复《五牛图》的任务交给裱画专家孙承枝师傅。

    蔡瑞芬和刘玉等人记得，接到任务后，孙师傅有很长一段时间寝食难安，拿着放大镜反复查看，好不容易才精心制订出修复方案。经过淋洗脏污，画心洗、揭、刮、补、做局条、裁方、托心等步骤，接着补全画心破洞处的颜色，再经镶接、覆褙、砑光等，以宣和式撞边装裱成卷——工作几乎做得天衣无缝。后来他们才知道，仅仅为了揭除紧贴画心的一张贴纸，孙师傅整整用了5天时间。

    而在孙师傅潜心修复《五牛图》的同时，刘玉则忙于复制印在《五牛图》上的印章。

    8个月后，吴仲超亲自带队的验收专家组，对孙承枝的修复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一件生命垂危的顶级文物，就此重新焕发生机。

    1963年，院长吴仲超把做木器行当的年轻人刘玉叫到自己面前，告诉他，根据工作需要，他有可能要改做书法篆刻行当。随后，院长把刘玉和另一个年轻人带到摹画室唯一一位篆刻家金禹民师傅面前，说：“挑一个做徒弟吧。”

    解放前，中国印坛有“南陈北金”之说，“金”便是金禹民。但此时吴仲超注意到，“北金”已经57岁，再过3年就要退休，故宫书法篆刻这行当，不能后继无人。同时，院长也注意到木器室27岁的小伙子刘玉性格内向，处事稳重。

    金师傅没有多说，只是顺手给两个年轻人每人一块寿山石，“刻完以后，交上来再说”。这一块寿山石，最终让刘玉成为故宫书画印章复制的唯一继承人。    

    道不存，艺亦不成

    让刘玉和蔡瑞芬等人至今念念不忘的，是院长吴仲超及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对文物修复工作和文物修复人员的重视。

    那时候，遭受“文革”冲击的院长吴仲超，虽然随着故宫重新开放而复出，但仍处于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即便如此，这位院长还是勉力做着一些让刘玉等人“回忆起来觉得温暖”的事。

    刘玉记得，每次复制好文物后，吴仲超都会带着徐邦达、刘九庵等故宫著名专家一起验收。他们会先从近处看，然后把原件和复制品挂在一起，从远处再看。

    除了验收文物时来修复厂，吴仲超每周必到修复厂一次，来之后会到每个行当去看看，及时了解情况。在他的力主下，修复厂里技术专家的工资定得很高，比厂长蔡瑞芬还要高不少。

    “领导的重视，那个阵势都逼着年轻人不好意思不好好干。”一直声音很低的刘玉，抬高了声音说道。

    修复厂那时对年轻人要求也很严，第一次不行就返工，再不行就走人。这也逼得刘玉和纪秀文等人，在进入修复厂后学艺和工作格外卖力。

    近50年来，刘玉曾受人之托，先后为陈毅、陈省身和卢嘉锡等名人治印，也曾为一些机构和平民治印，除了偶尔的材料费，很少收取手续费用。在他看来，文物不能成为生财之道，做文物修复的人，应该不受外界干扰，无欲无求，这样才能一丝不苟地修复好并保护好自己手中的文物，否则“道不存，艺亦不成”。  

    不能对不起祖先和后代

    最近发生在故宫的一系列事情，让一些老故宫人，由最初的生气、愤怒，变成了麻木和心痛。  

    一些沉寂在记忆角落里的往事，也被现实冲击得重新翻腾起来。很多老人记得，吴仲超院长在任时，对故宫的安全极为重视。他不止一次告诉故宫的干部们：“一位中央负责同志说过，在国民党和日伪时期，故宫都没出毛病，如果在我们手里烧了，那既对不起祖先，也对不起子孙后代！”

    与他同一时期的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更是因为保护故宫和文物，留下了不少感人的故事。曾有媒体报道，上世纪50年代末，有人提出将故宫改造成“人民大众的休闲乐园”，后来甚至要建成“故宫人民公社”，要在故宫里修马路、建广场；对此，王冶秋采取了消极对抗的态度。周恩来多次对身边的人说：“冶秋同志把文物当做自己生命一样，谁要想从他那里拿件文物，就像割他的肉一样。”

    “文革”末期，有人提出要把故宫改造成接待外国游客的酒店，当时王冶秋不惜直言犯上，坚决抵制。

    据说，李瑞环分管文化工作时曾对国家文物局领导班子说：“过去搞城市建设，对王冶秋这也要保，那也要保；这也不能动，那也不能动的做法感到不理解，很反感。现在看来，多亏有个王冶秋，没有他当时的坚韧的态度，今天北京的文物古迹早就被拆毁得差不多了。”

    蔡瑞芬记得真切的是，50年代那会儿，如果损坏文物，不仅当事人要被判刑，院长也得撤职。如今，她遗憾的是，没有院长会像吴老那样懂文物了。

    尽管社会上将故宫最近发生的事情总结为“七重门”，甚至是“十重门”，蔡瑞芬最在意的只是3件事情——“盗窃案”、“私人会所事件”和“哥窑瓷器损坏”。“这都说明了同一个问题，他们把文物看得太轻了。”老人叹了叹气说道。

    (《中国青年报》9.7 王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