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秋，于右任在日本考察报业期间，孙中山曾会见他并郑重指出：“当前的迫切任务是为革命做宣传工作。”

    《民呼日报》：“宁便让官场恨我，不欲使国民弃我”

    1909年5月15日，《民呼日报》在沪诞生，报馆设于上海公共租界望平街（今山东中路），于右任担任社长，范光启、徐天复等协助编撰。

    创刊号的“社说”指出：“我同胞三千年来，已受扼于独夫民贼之手，莫或一伸，而今者又并区区言论权亦不可得，爰用愤激纠合同志，创为此报。”

    该报以大量篇幅披露清廷出卖路权、矿权；猛揭官场黑幕，抨击官僚腐败；报道甘肃等地发生严重灾荒，官员对上隐瞒，以致饥民“易子而食”。因此，该报受到大众欢迎，很快“销行已逾万纸”。

    上海道台（正式名称为分巡苏松太兵备道，级别介于省、府之间）蔡乃煌在《民呼日报》印行数日，就发函给相关官员要求饬查。

    7月30日，受谴责的护理陕甘总督毛庆蕃致电蔡乃煌：“《民呼日报》馆内所设之甘肃筹赈公所收款不多，如有侵吞情事，应行按律严惩”。蔡乃煌马上与租界当局接洽，于8月2日晚拘捕于右任。大家一看便知，以此为借口把于右任抓起来，纯属陷害。

    于右任顽强地从监房里传出“宁死不停报馆”的话。但报馆同人明白，“报纸一日不停，讼案一日不了”，遂忍痛于8月15日停办该报。

    《民吁日报》：“与专横政府对抗，与强霸列强对抗”

    于右任出狱后，立刻又带原班人马筹备新的报纸。

    1909年10月3日，《民吁日报》在沪问世，报馆也设于望平街。

    于右任不便公开出面，遂由范光启担任社长，景耀月为主笔。《民吁日报》版面安排大致类似《民呼日报》，销量很快直线上升，名声几乎超过老牌的《申报》和《新闻报》。

    那时，正值日本加紧与沙俄勾结，阴谋共同攫取我国的锦齐铁路。日本前首相、侵华元凶伊藤博文在访俄途中，于10月26日在哈尔滨火车站被朝鲜爱国志士安重根击毙。《民吁日报》在事发第二天，率先用大字标题作整版报道，发表评论，揭露日本对华野心，称双手沾满鲜血的伊藤博文是“大浑蛋”，死有余辜。

    日本驻沪代理总领事松冈获悉此事，照会上海道台蔡乃煌：“民吁报言论大欠和平，且任意臆测煽惑破坏，幸灾乐祸，有碍中日二国邦交，请将该报惩办。”上海道台蔡乃煌一面敦促法国驻沪领事馆取消该报注册，一面要求“将该报馆封禁具报”。

    12月28日，该报被判令“永远停止出版”、“机器不准作印刷报张之用”，于右任则被宣布“逐出租界”。

    《民立报》：革命党人的通讯联络机关

    由于租界当局的严格限制，于右任奔波大半年才又办起《民立报》。

    1910年10月11日，《民立报》在沪创刊，报馆起初仍设于望平街，由于右任担任社长，宋教仁、吕志伊、范光启、章士钊等先后做主笔。

    《民立报》将矛头直指清廷，详细报道黄花岗起义和各地保路抗捐斗争，赞扬革命党人坚毅勇敢。当同盟会中部总会在上海成立时，其报馆立即成为革命党人的通讯联络机关。

    《民立报》每期发行量曾达两万多份，运销各地。当年，毛泽东也阅读过该报。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民立报》首先报道，随即专门开辟“武昌革命大风暴”专栏，以整版篇幅介绍起义进展情况。孙中山从海外回到上海，亲自为《民立报》写下“戮力同心”的题词，勉励其保持斗志。

    翌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于右任被任命为交通部次长，仍兼《民立报》社长。袁世凯窃国，于右任辞职返沪，继续主持《民立报》。在反袁斗争中，《民立报》也是重要舆论阵地。“二次革命”失败后，《民立报》于1913年9月4日被强令停刊，于右任也上了黑名单，不得不暂避海外。

    （《人民政协报》9.1 朱少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