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先生

    老邱在2010年春天坐京九线火车前往香港，此行目的是在香港开一个户头。之前，他的一位朋友刚刚办理了香港移民，两人聊天，促发了老邱移民的念头。

    老邱赶上了一趟末班车，当时香港法律规定，在香港办理投资移民需要650万港元，可投资金融债券或房地产。很快，门槛就上升到1000万港元，不得投资房地产，必须买金融债券。

    老邱在北京有三处房产，卖掉一处，去香港买了一个40多平方米的单位。第二次去香港，就是去看楼，然后去律师楼签署文件。买卖合同的文件一共73份，前71份文件记录着这块地从1893年以来的历次产权变迁，老邱要签署的是第72份，第73份是所有文件的清单。“我第一次感受到自己的买卖参与到了历史当中，我看着合同里写着999年的权限，那厚厚一沓文件记录的是100多年以来的产权，这让你非常踏实。”

    第三次去香港，是去入境处领取临时身份证，这个身份证要到7年之后才能换成香港的永久居留证件，到那时才可领取香港护照。很快，老邱第四次去香港，拿到了房产证。

    老邱一家人可以随时去香港了，但他们的生活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这就像是买了一份保险，好像也没什么用，可你没一份保险还真不踏实。”老邱并不打算让儿子去香港上学，他参观各种国外教育展，想把儿子送美国去读高中。“我想让我的孩子在一个没有那么强烈的等级观念、没有什么竞争压力的环境下读书。”    

    刘太太和罗太太

    刘太太和刚从英国回来探亲的罗太太在北京蓝色港湾一家酒吧闲聊。

    罗太太结婚那年已经34岁，她的丈夫是一个美国人，他们的孩子现在7岁了，一家三口去年移民去了英国。罗太太、刘太太凑在一起，说起孩子就有没完没了的话。罗太太说，到了伦敦，第一件事是给孩子找寄宿制学校，伦敦顶级的一个女子学校，校园里有宿舍，有湖水，每年都有相当比例的学生进入牛津、剑桥，一年的学费是3.3万英镑。刘太太听了就说，哎呀，我刚打听了北京一所私立中学，初中每年的学费是24万元，高中每年是27万元，这还不包括食宿，每天还是要回家吃饭，这样一算，你在北京上一所好的私立中学，还不如送孩子去伦敦上一所顶级的寄宿学校呢。她接着算账：“你在日本，吃一碗拉面，最便宜的500日元，配料最多、最贵的是1200日元，你再看看那个味千拉面的价格。在北京买房子，或者享受别的什么服务，那价格跟在国外差不了多少，所以，搬到国外去生活，成本上不一定高，可享受到的东西绝对要好很多。”

    刘太太的大女儿在北京一家私立幼儿园上学，每年学费8万多元，排队等着入园的孩子有100多位。幼儿园有一点点宗教背景，不接受赞助费，有班车，孩子穿成本10元左右的校服，避免任何生活条件的攀比。但进了现在这个幼儿园，刘太太又担心自己的孩子未来和“主流社会”接不上轨：“现在这个幼儿园，总教育孩子，快乐是做正确事情的结果，快乐是要帮助别人。可有一次，我带着她在我们家楼下玩转椅，她抱的皮球掉了，她就去捡皮球，回来发现自己的座位被别人占了。这时候，旁边一个小孩子的皮球也掉了，那个小孩子的奶奶就占住座位说，你去捡球，奶奶给你占着座儿。我就不愿意以后我的孩子要去跟别人抢座儿，我还得给他占座儿。我宁愿把他送到英国去。我也不指望他能上牛津、剑桥，我就是希望他能回到我小时候那样子——上下学自己去，走几条马路就到学校，遇见陌生人也不害怕，不用家长去接，路上没那么多汽车，汽车知道避让行人，不用给老师送礼拍马屁，就这么简单。”

    小吕

    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读书的小吕，北京人，在南京大学学地质，到美国后攻读环境学的硕士。她上高中时，父母就想过让她出国，但当时小留学生的负面新闻过多，父母不放心她，让她先在国内念大学后再准备出国。这条出国之路从小学到初中一直准备，从高考选择学校选择专业，到“大二”开始准备托福、GRE，一直都在一步一步实现一家人的理想——就是出国。

    没来美国之前，小吕想，以后也许还是要回国工作，一家人还没想移民的事。“师兄师姐都告诉我美国其实就是个大农村，特别没意思，还是国内好，吃得好、玩得多,朋友也多。后来我们大家想法就变了。”

    宾大在费城，是美国东部一个比较有历史的城市。小吕刚到这里的时候也为费城的破旧纳闷，而后才发现这里的好处。“我感受最深的就是发现美国大街上很多坐轮椅的残疾人，我开始还纳闷，觉得是不是美国残疾人比例高？后来渐渐明白了，不是美国的残疾人比北京的多，而是北京的残疾人大多待在家里，出门很不方便。但是美国不一样，比如我们学校的宿舍，我们那栋宿舍楼专门有一层是无障碍的，那层所有的门都有一个离地面大概一米左右的按钮，方便坐轮椅的同学开门。学校任何地方的卫生间一定有一间无障碍卫生间。市里的公交车司机看到残疾人都会放下一个踏板，方便他们摇轮椅上车。”接着小吕发现，原来美国的东西很便宜，衣服、鞋子的选择也多，而不大方便的地方是中国菜不好吃，工作效率低，去医院、去银行排队很慢，人工贵。

    “说到读书，我在美国和国内上的都是不错的大学，课的内容差不多，可能国内的老师还讲得更好点儿，但是国内大学有人格魅力的老师比美国这里要少很多。听美国老师讲课，你能看出他搞科研是发自内心的喜欢！他就是爱地质！一上课终于有几个人能听听他研究的这点东西了，眼睛都发光啊。国内好多老师给人的感觉就是打一份工，虽然也很努力、很敬业，但是没有那么爱，还有些老师纯粹是把科研当赚钱的工具。”

    小吕说：“我对美国的看法，说起来挺老套的，就是自由和公平。在这里，无论你有什么样的想法，你选择什么样的人生，都可以得到理解。比如，在美国，你愿意单身，或者愿意跟同性结婚都是你自己的事情，没人管；但是在国内，你说你不结婚，几乎所有的中年妇女都要对你施加压力，觉得你不正常。我一个师姐说，她的理想就是一边打工一边环游世界。她在国内跟别人说，别人都说你疯了，你应该干点正经事；但是在美国，所有人都说你这个想法非常好，你应该趁年轻快点去。公平，可能就是尊重每个人的权利，包括残疾人和穷人的权利。我刚来的时候听说美国常春藤白人学生和黑人拉丁裔学生的入学申请是区别对待的，你的成绩不够好，但可能因为是拉丁裔就能进常春藤念书。我当时想这不公平啊。后来才慢慢发现美国的思维是，弱势群体的孩子成绩不好不是因为他们自己不努力，而是因为投入不够，所以要加大投入，给他们更多机会。这也让我更加理解什么是公平。”    

    杰西卡

    杰西卡，这是她在外企工作用的英文名，她先后在两家外企工作，这两家公司在世界500强里都排在前50名。

    杰西卡2004年在美国总部工作了一年，把3岁的女儿送到当地幼儿园。每天早上，女儿到幼儿园之后，老师会带着孩子高声朗诵一句口号：“我们对待别人，不能用我们不喜欢别人对待我们的那种方式。”这个略微复杂一点儿的句子翻译过来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工作期满，一家人回到北京。在北京，杰西卡夫妻二人都是“精英大白领”，每天忙忙碌碌。到2010年，国内忽然接连发生几起校园凶杀案，丈夫跟杰西卡念叨，我们移民吧，去加拿大。现在，杰西卡一家三口等着加拿大的审批，一旦获批，就准备奔赴“新大陆”。

    杰西卡回顾这10多年的职场生涯：“我在美国总部工作那一年，发现那里是弹性工作制，很多人都是早上送孩子上学之后就到公司，这样下午4点多就能下班，回家去喂宠物，享受家庭生活，从来不加班。这种比较正常的工作状态，我们在国内从来没有享受过。跨国公司都把中国内地当做最重要的市场，定下非常高的目标，我们这些职员就要贯彻执行，都跟着这个目标拼命，其后果就是人际关系的紧张和无法消除的焦虑感。

    我们这些60年代末、70年代初出生的人，算是赶上了好时候，那就是外企在中国的黄金时期，收入高，积累了一定的财富，我们的目标就是升职、涨薪水。可现在‘80后’的年轻人进入公司，外企的黄金期已经过去了，我们就是很普通的打工者。现在，房价飞涨，要想过体面的生活并不容易，可上升渠道比以往更为狭窄，人际关系——那种内部和外部，无时无刻不存在的竞争，让你待在公司里极其紧张。”

    杰西卡的这种紧张感也渗透到日常生活中，“我前两天带女儿出门，打出租车，出租车上的乘客要下来，我们要上去，后面过来一个奔驰跑车，一直就在按喇叭，我们上了车开走，那辆车还在后面跟着按喇叭。想起最近看到的新闻，说有些‘少爷’，车里都带着枪，我就对司机说，不要回头，不要惹他。我不知道物质丰富后带来的这种膨胀感会让他们做出什么样的举动，我害怕会碰上这样的人。”

    杰西卡说她在美国工作那一年，成了一个基督教徒，如今，女儿也会用耶稣的教诲来指导自己的生活。“她们学校搞一个班会，本来我女儿和另外一个女生被确定为班会主持人，可后来，我女儿的主持人资格被取消了，另外那个女孩子说我闺女长得难看，不能当主持人。我女儿问我：‘妈妈，我长得难看吗？’我只能说：‘闺女，你长得很美，每一个人都是美丽的，都是平等的。’我不知道怎么宽慰她，她却说：‘没事儿的，耶稣说过，要服务于别人，要做头也要做尾。’她能这样想，让我觉得宽慰。我们的家庭教育，一直以来都是和社会、学校的教育在竞争。如果家庭教育跟不上，终有一天会发现，我们的孩子成为了一个我们不希望成为的人。”

    （《三联生活周刊》2011年第41期 程世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