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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事告诉我，有人找
1963年冬天，我有机会到重庆去，这是“反右”以来除了下放农村和劳改农场以外第一次乘火车“到远方去”。
我所在的剧团带着三个剧目：曹禺的《北京人》，苏联战时题材的《花园》，还有根据胡正同名小说《汾水长流》改编的现代剧，到南方巡演。没给我分配具体任务，但开始时我总是每晚跟班，在后台搭把手什么的。
有一天，演出正在进行。有谁告诉我，有人找。抬头，那人就在眼前。后台光线暗，来人又黑又瘦，一下懵住了，什么人？听他用不大的声音说：“我是静轩。”啊，孙静轩！你怎么来到这里啦？我忘记他“反右”前就在重庆工作了。
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清清楚楚是1957年1月底，在北京西四羊市大街外文局宿舍院徐迟家里，静轩说了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大意说他发现，写作就是要把好写得更好，把坏写得更坏。许多年后，我想他这是对毛泽东延安讲话里提倡“六个‘更’”的“活学活用”（文艺作品反映的生活要“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
当时静轩已经发表了他的《海洋抒情诗》系列，在青年读者中受到欢迎，大家管他叫“海洋诗人”。
那晚从徐迟家集合走到西四同和居，赴《诗刊》的邀宴。主编臧克家讲了创刊前后种种，特别是毛泽东召见的来龙去脉。大家都很兴奋。
不到半年，当时在座的，老诗人吕剑、唐祈，年轻一代的公刘、梁南、静轩和我，不期都以“反党反社会主义”之名落网了。
然后各自西东，彼此没有联系。一是自顾不暇，再也是为避嫌。胡风他们一些诗友间的关系不是叫审查个没完没了，甚至他们的读者也要交代所受的影响吗？“反党联盟”、“反革命小集团”，殷鉴不远，谁不退避三舍？
我不认为剧团的领导和同事们在监视我，这个集体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接纳了我，平常我跟上上下下老同志和年轻同志都处得很和谐。因为在我来此这段时期，没搞政治运动，而且我真的是“规规矩矩”，没有“乱说乱动”。宿舍同一单元住的居民小组长老大妈也没报告我有什么“异动”“敌情”。但我是过来人，深知“提高革命警惕性”的训练和濡染，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月里的逻辑必然。这使我在冷不防面对孙静轩的意外到访时，稍稍迟疑了片刻。
尽是些可说可不说的淡话
静轩大概看出了我的一点犹疑和尴尬，也因为后台光线的确使人压抑，他说：“出去走走吧。”
我却毫不迟疑地说：“就在这儿吧。”我拉他在个道具箱上坐下。
演职员们来往穿梭，并不注意我们两人，但我仍然感到处在众目睽睽之下。
在这里能谈什么呢？
如果走出去，不管在江边，在路上，在茶馆，显然我们会互道别后的种种。而我为什么一瞬间，几乎是本能地谢绝他的邀约，把他挽留在这个黑糊糊的后台，这个绝不适合纵情长谈的场合？
但真正的诗友来到身边，下意识地感到，不能两人单独外出，因为历次运动的教训铭刻在心，事事处处要有证明人，当急风暴雨来临时，会逼问你每一次跟朋友的会见，每一次谈了些什么，有什么密谋策划。
于是我们坐在那里，有一搭无一搭地找话说，尽是些可说可不说的淡话，或者偶尔倾听一下前台的剧情。更多是沉默无言。但难得一见，恋恋不舍，又不忍匆匆道别。就这样坐到散场。
“南方的冬天本来不该寒冷”
十几年后的1979年2月，他在来京开过诗歌座谈会后，以《雾重庆》为题，追记其事赠我，但他把1963年记成了1962年，就是他刚刚结束劳改的年份了：
长途跋涉，风尘仆仆，各自走过坎坷的路/我和你不期而遇，在这遥远的山城的街头/南方的冬天，本来不该寒冷/但此时却寒风凛冽，弥漫着大雾/不远就是温泉，该去洗一洗风尘/但温泉属于别人/你我只能默默地厮守在没有灯光的幕后/挨肩坐在长凳上，相对无言/听那迟缓而沉闷的汾水长流/好缓慢的汾水呵仿佛流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等待在阴冷里，你我紧握着冰冷的手/呵，一场戏总算闭幕了/你和我飞奔而去/去听那擂鼓般的波浪，看大江滚滚奔流……
这最后的两句，当然是诗人孙静轩浪漫的畅想。因为那晚我们也还是黯然地默默分手了。
写过这首赠诗以后不久，他就跟艾青、严辰、邹荻帆等一起，有一次沿着南方海岸线的远行。不仅在象征的意义上，而且以后来二十几年的作品证明，海洋诗人从而重获了诗的生命，艺术生命。
2011年元旦，我收到了花城出版社出版的，由刘福春代编的《孙静轩诗选》，我就想为他写一点什么。这个童年在饥寒中度过，8岁开始流亡，12岁当兵的诗人，一生的经历丰富而曲折，对历史和现实也有自己的观察和思考，并见之于笔下的诗歌。有关孙静轩对当代诗歌的贡献，除了林贤治、石天河，以及牛汉、昌耀有过一些恰如其分的评价外，我以为还缺少足够的估计。
(《文汇报》2.21 邵燕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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