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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士光1925年1月出生在香港一个华人金融世家，父辈都是传统儒商。他就读于名校皇仁书院，后来太平洋战争爆发，关士光成为防空救护员。1941年香港沦陷，他被迫辍学，到柳州投靠亲友。滇缅战争期间，在国民政府的号召下，他入伍为美军当翻译官。
抗战胜利，20岁的关士光曾想入读专为培训革命干部的广州南方大学，但很快对国共内战感到厌倦。有朋友劝他，既然英文好，不如先回香港，在了解国际经济及社会中增加积累，重回祖国内地服务。这样一句建议，改变了他的一生。
关士光返港后，于1962年加入华资恒生银行工作，担任资料研究室主管。正是在这期间，关士光目睹了1965年恒生大挤提的最紧张时刻。那一年恒生面临倒闭大危机，提款者的长龙从中环恒生总行排队到天星码头，关士光也要到银行大堂协助维持秩序。直至4月12日，恒生与英资银行汇丰谈判，结果由汇丰入股51%，恒生变成汇丰属下银行，始告解除危机。
1968年香港经济开始复苏，股票市场兴旺，时任恒生主席、该行创办人之一的何善衡决定，推出“恒生指数”，以创立“属于香港的道琼斯指数”。很多人认为，这样的事情应该由洋人银行去做，但何善衡力排众议，认为恒生指数一旦推出，报刊、电台及电视就会不断提及恒生两个字，等于帮恒生免费做广告。
关士光受命筹备。他花了差不多一年时间，向大学统计系教授求教，又向其他银行及香港统计署求助，最后根据33只成分股（即蓝筹股）市值计算出来。此等成分股涵盖了港股市值七成以上，也因此，其升跌对其余股票走势也有极大影响。最后恒生银行决定，以1964年7月3日为恒指基数（即100点）。当恒指在1969年11月24日正式推出时，恒指是158点。由于恒指的成功，港府后来聘请关士光与统计署合作，在1974年推出了“恒生物价指数”。
不过，恒指的诞生也给关士光带来不少压力。他曾透露，当时有传媒戏称恒指为“老友记指数”，暗示恒生与某些成分股公司关系密切。不少上市公司也都试图说服恒生，以其股票作为成分股。关士光为保持恒指的客观中立，得罪了不少人，幸好何善衡对他的工作极力支持，一一婉拒外界的不合理要求。
1978年关士光升任为高级经理。1984年，59岁的他退休，与妻女移民加拿大。移民的另一个原因，是他认为香港回归已成定局，自己做出抉择正是时候。不过后来香港经济起飞，证明关士光对形势判断有误。关士光另一处眼光失准，或许是看错内地经济的发展机遇。随着上世纪70年代初中美和解、尼克松总统首次访华，中国对外开放有所松动。1972年他受邀参观北京，曾率直地对接待他的官员称，中国人民的生活很穷，很多地方落后。当时官员告诉他中国已经制定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但他认为这不过是另一个空口号，不以为意。如果关士光和恒生管理层当年能把握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相信恒生银行会较另一间华资香港银行东亚银行更早地打入内地市场。
关士光退休时，香港股市上市公司已增至250家。他所创设的恒生指数包含了整体大市市值的75%，或整体成交额的70%。恒生指数确已成为香港股市甚至经济冷暖最具权威性的指标。
不过，自2006年9月11日恒指第一次加入H股作为指数成分股开始，香港本地企业在指数中的地位已开始没落。至今港股近半指数权重股来自中资股，余下一半成分股如汇控、和黄、利丰等，接近一半业务来自世界各地，反映香港经济的传统蓝筹股只占成份股略高于两成半。有香港评论慨叹：自香港回归以来，港股的内地色彩与日俱增。
2011年的最后一天，关士光在加拿大悄然离世，终年86岁。这样的日子，似乎标志着恒生指数作为反映本地经济指标的一个时代也告终结。
(《新世纪周刊》2012年第4期 凌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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