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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七千人大会（即1962年初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召开50周年。小平同志曾说：“在党的历史上，像七千人大会这样，党的主要领导人带头做自我批评，主动承担失误的责任，广泛地发扬民主和开展党内批评是从未有过的”。那么，这次会议的开法究竟有何独特性呢？
先把大会报告稿发给大家
七千人大会的起因，是为了解决粮食征购难题。在会议召开之前，刘少奇等人曾准备了一个报告稿子。但稿子是否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呢？中央似乎也没有十足的把握。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有这样一个说明：“这个稿子，还没有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我就向他们建议，不要先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立即发给参加大会的同志们，请大家评论，提意见。……你们当中的多数人是比较接近下层的，你们应当比我们中央常委、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同志更加了解情况和问题。还有，你们站在各种不同的岗位，可以从各种的角度提出问题。”
七千人大会在1962年1月11日举行时，没有举行开幕式，而是直接把大会报告稿发给与会者阅读，然后分组讨论，征求意见。讨论一开始，果然是议论纷纷。不少与会者明显不同意报告中提出的反对分散主义的主张，他们说，现在不是反分散主义的问题，而应该反主观主义。显然，地方干部与中央的认识并不一致，提出反主观主义，则尖锐地触及到“大跃进”运动的失误原因，并传达出地方干部对前几年不好的领导作风尚有心结未解。
根据实际情况重拟主题
中央在1月15日发现了会议讨论的这个重要动向。是坚持按原拟主旨开会，还是根据实际情况重拟报告稿？党中央和毛泽东于16日果断决定，应该充分听取地方同志的意见，重新组成报告起草委员会来起草大会报告，并要求先弄清楚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什么，统一思想后再写稿子。这个决定，实际上使大会原拟的两个主题的关系发生了重要变化，即由反对分散主义为主，改成了以总结“大跃进”运动的经验教训为主。
大会报告的第二稿对“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作了更加具体的分析。关于中央吸收大会意见的情况，毛泽东在1月30日的讲话中评论说：“报告第二稿是中央集中了七千多人议论的结果。如果没有你们的意见，这个第二稿不可能写成。在第二稿里面，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有很大的修改，这是你们的功劳。听说大家对第二稿的评价不坏，认为它是比较好的。如果不是采用这种方法，而是采用通常那种开会的方法，就是先来一篇报告，然后进行讨论，大家举手赞成，那就不可能做到这样好。”
会期为什么要延长
会议原准备在1月30日结束。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会议延长会期，让大家在北京过一个春节（2月5日）。延长的几天干什么呢？毛泽东说：“要解决的一个中心问题是，有些同志的话没有讲出来。”如果只是由毛泽东讲一篇话即宣告总结经验的事情做完了，地方上的领导干部心里的疙瘩还是难以化解。
民主气氛活跃了，大家的心气就顺了，认识也就统一了，接下来的事就是把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落实到各项具体政策措施之中。七千人大会后，中央下决心对国民经济进行了大刀阔斧的调整，压缩“大跃进”期间盲目上马而投入巨大的一些工程等，都属于在当时认识条件下总结经验、修正错误的重要之举。
七千人大会的启示
七千人大会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从中央到县级的领导干部在认识上出现了如此大的转变和提升，自是可圈可点。此次大会的召开过程和方法，沉淀了足以让后人体会应该怎样去处理难题、总结经验的启示。
第一，解决难题，要上下通气，在互动中找出难题背后的深层原因。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自然不能只着眼于具体现象，而要首先找出背后的根源。统一思想，切忌主观武断，把结论强加于人。开会讨论，不是简单地让别人接受你的主张，要鼓励人们讲真话，不怕有分歧。只要是符合实际的讨论，即使改变原定会议主题也无不可。只要充分发扬民主，就能“各去所偏，归于一是”，就能达到统一认识的目的。
第二，总结经验，需要把遇到的实际问题具体地摆出来，深入分析，才能找到焦点问题和拿出有针对性的解决办法。
第三，对需要解决的难题形成共识之后，还须落实到提出解决难题的具体政策、具体措施和具体办法上，并一一贯彻于实践当中。
（《北京日报》3．12 陈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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